仅还原原著就失去了戏剧改编的本分

话剧《二马》剧照。

  □张 彤

  每看过一场戏,总喜欢一言以蔽之地将观感概括成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看过《二马》,想了又想,想起了“不悲不喜”。 

  《二马》制作精良,现代感十足,演员演技精湛,精准还原了老舍小说的韵味,所以,不悲;剧中杂糅了很多元素,努力地沟通着观众,但戏剧现代改编并不成功,没有超出老舍的“讲述”,自然,也不喜。

  一

  看得出,把将近100年前的小说改编成戏剧作品,主创们花了很多心思。几组桌椅,素雅的灯光,参差错落的条屏,构成洗练空寂的中式美学空间,仿佛一幅文人山水画。在进入剧场望向舞台的那一刻,文化符号的认同已然生成了情感认同。台口上方悬挂着高低不同、数量众多、颜色和款式各异的西式女帽,颇具现代感。一内一外、一中一西,暗示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冲撞将在这里上演。用全男班的阵容撑起一台戏,一人分饰多角,各个演技精湛,主演方旭将北京闲人老马演绎得形神俱肖,温都太太和玛力小姐的扮演者还分别贡献了京剧水袖和钢琴的才艺。角色的反串也带来了一定的审美愉悦。

  小说文本提供了一组可供嘲讽的对象,官迷、懒散、守旧、讲派头、好面儿的老马和高傲、疏离、讲体面、带有种族和文化偏见的温都太太,通过他们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点出彼此身上存在的国民性弱点。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向舞台剧转化,编剧必须在篇幅上做减法,用以增强戏剧性,同时又需在讽刺性上做加法,于是,舞台呈现采用了夹叙夹议、跳入跳出的表现形式。

  叙事的主线,讲述北京闲人老马带着儿子到伦敦继承哥哥的遗产,与房主温都母女之间发生的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辅线叙事穿插于幕间,一幕完毕,快板一打,演员便来到台前,以旁观者身份议论纷纷,由那时那地的英国议论到时下的中国,涉及空气污染、婚恋、养老、教育等高关注度话题。似脱口秀也似相声,贡献了大量笑料,观众席每于此时便爆笑四起。

  老马是剧中最具光彩的形象。老舍用心嘲讽的老马,身上既有时代的印记,又有北京人的某些集体特质。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老舍,只要稍加回忆,把胡同里各色人物的性格各取一点儿,便能轻松“捏”出一个老马来。老马上过洋学堂,可一门心思想做官,“内里是又老又旧的中国人”;重官轻商,因而极不情愿经营古玩店,这在他看来太过俗气;他觉得自己的年纪该安逸地享福,从北京闲人变成了“伦敦第一闲人”;他时常摆出老北京人的阔气、好面儿,花钱大手大脚,聊得来便随意把店里的东西送礼;也讲规矩礼数,但简单粗暴,儿子指责他不该拿店里的东西送人,他叫嚣着回应:“我是你爸爸”。这是老舍借老马勾画的迂腐、落后的国民肖像。

  二

  杂糅的风格,可以视作主创戏剧现代改编的诚意,但也仅止于诚意,缺少必要的能力。“大杂烩”的表现形式多有迹可循。田沁鑫的戏多用跳入跳出、旁白的形式塑造人物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林奕华排话剧《三国》,主演全部是女人,而《红楼梦》则刚好相反;辅线部分被塞入了大量网络段子,非常的“开心麻花”。网络段子的运用,看似“对话”了台下的观众,实际是在过度迎合、刻意讨好观众。老舍的小说里本就充满了喜剧元素,用插科打诨突显喜剧性也是中情中理的,但“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上下五千年,一共一万年”等网络流行段子用得太过、太满,纵然段子再有趣,反复使用,也终将变成令人尴尬的调笑与油滑。网络段子的搞笑与老舍的含蓄幽默是两码事,如果没有老舍笔下一张嘴恨不得说出十个“俗气”的老马和他那一身的“毛病”,《二马》将和其他搞笑剧一样,出了剧场的大门,便没人记得戏里讲了些什么。

  戏的结尾,编剧再一次强行连通当下:小马重整旗鼓,成为伦敦零售业大亨,家族产业传至第三代马建国,他收购了海外无人超市。至此,不禁要问,小说改编成戏剧的深意何在?

  改编,不能只是在细枝末节上做改动,核心在于是否给原作带来新的解读与表达,是延展还是拓宽?是节选还是侧重?话剧《二马》从头到尾一直在嘲讽,很难看到老舍“讲述”以外的东西。

  编剧、导演兼主演方旭,从小跟随姥姥、姥爷在胡同里长大,对于京味儿,有着深入骨髓的迷恋,连续排演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等作品。话剧《二马》,方旭确实在改编中把握住了老舍作品的韵味,但也仅止于此,一切都还在老舍原有的框架之内。小说《二马》是老舍早期的作品,与后期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相比,尚属稚嫩,在反映社会和人的深度广度上也远远不及,对老马和温都太太身上国民性弱点的嘲讽也是浅层的,而这些,统统被改编后的话剧继承了下来。

  老舍在小说《老字号》里以矛盾的心态写了老布号“三合祥”的倒闭,只因“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灵活变通的周掌柜不得施展,另谋高就,而把老规矩刻在骨子里的钱掌柜和辛德治等一众伙计面对日益惨淡的生意,想的竟都是降低人工成本,“一人干五人的活,咱们不怕!”方旭的改编又何尝不是在干钱掌柜和伙计们干过的活儿,蜷曲在老舍的文字韵味之中,时刻怀着粉丝的敬畏之心、崇拜之情。

  三

  要讲的、要表达的太多,也杂糅了那么多形式,但做出来的戏就只是一味地嘲讽,满足于还原原著,如此,戏剧改编便失了本分。当舞台演出完成的那一刻,不是感觉意犹未尽,而是失望。

  民国时的中国人在英伦人心中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老马父子,只有生活困窘的温都太太在牧师的保证下勉强同意。而今,中国国力强盛,但中国人留给外界的形象依旧是“人傻钱多”。国力天壤之别,境遇却何其相似。若以此为改编的侧重点和延伸,可以引出一系列可供反思、思辨的内容。元素之间相互影响、作用,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所以,简单嘲讽国民素质不能带来明显的改变,也不能全部归结为沟通不畅形成的误解,毕竟互联网时代已无限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然,也不必上升到人性的层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在精神上、物质上的短板是需要时间精心修补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没有反思的草创,再多,也弥补不了中国戏剧的缺憾,《雷雨》《茶馆》总是被拿来举例,中国戏剧在世界戏剧面前是有短板的。 

  采用何种表现形式是艺术家的自由,但改编是否有新意却不能成为自由选项。不破,便不立。如若通过舞台剧《二马》让观众能够主动阅读老舍,虽说是一件好事,但没有探索精神和思辨属性的戏,它的改编就只是对文本的搬运,失了做戏的本分。本分尚且没做到,又何必标榜情怀。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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