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曾因楷书拙劣痛失榜首

  本报记者 傅淞巍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董其昌所书《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部分)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清朝张照书《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部分)

  康熙认为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乾隆评价张照书法“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

  明末清初画家曾鲸、项谟合作绘制的董其昌像。

  辽宁省博物馆有两件展品与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有关。鲜为人知的是,董其昌曾因在会试中楷书不合格而痛失榜首位置。作为鉴赏家,董其昌也曾收藏过赝品。清朝时,书法大家张照临摹董其昌,深受三位皇帝的喜爱,谥号“文敏”。

  张照谥号“文敏”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乾隆在位期间多次巡游各地,每至一处又必作诗刻于石上,历代帝王中,乾隆题词赐匾的瘾可谓最大。但在乾隆时期由于帖学书法盛行,董其昌书风正劲,人们普遍不善写大字,而张照则大字、小楷及行书草书兼能,因此乾隆每到写大字匾额或抄录重要诗文及书画题跋时,多让张照来代笔。

  乾隆十年正月,张照在为父奔丧路上去世,谥号“文敏”。董宝厚说,文敏是个极高的评价,结合其生平,有文章书法特别到位、且是领军人物之意。自元代以来,有三位谥号为“文敏”的书画家,一位是元代的赵孟頫,一位是清代的张照,再有一位就是张照长期效法的晚明书法大家董其昌。

  张照去世后,乾隆惋惜不已,曾作诗评价张照的书法:“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董宝厚说,从诗中可以看出,在董其昌书法依然风靡之时,乾隆认为张照的书法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比董其昌的书法更臻于完美了。

  董其昌曾因考卷楷书不佳被“打脸”

  晚明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年—1636年)的书画艺术备受瞩目。目前,除了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展出其作品外,上海博物馆也在举办“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

  “董其昌是重量级人物,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避不开他。他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还对书画艺术提出了许多颇具分量的理论见解,对明清两代乃至近现代中国书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书法甚至是其“短板”。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17岁那年,他参加松江府会试,其答卷文采飞扬,论述得当,曾自负地表示:“榜首非我莫属。”但主考官是擅长书法的松江知府衷贞吉,阅卷时,他觉得董其昌的楷书拙劣,将其由第一名降至第二,受此事刺激,董其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

  此后,董其昌以唐人颜真卿的书法为楷模,后又改学钟繇、王羲之的技法,十余年后功力大增。其在《容台集》中写道:“每旦必书千文一卷……纸成堆,墨成臼,书道安得不进乎”。

  据《明史》记载,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在科举和入仕上一度顺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董其昌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他根据史事随时对朱常洛进行启发诱导,皇长子每每报以会心的一瞥,史载“皇长子每目属之”。

  然而在明朝晚期,国势衰颓,朝纲不振,奸臣当道,不少文人士大夫回乡隐遁,董其昌也选择了隐居。朱常洛即位后曾对董其昌委以重任,但还没等董其昌到任,朱常洛却突然离世,随后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董其昌见“党祸酷烈”,便辞官离朝。辽博目前展出的《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中的《自书诗》,就是董其昌隐居时期的作品。

  董宝厚介绍说,董其昌手书的《东方朔答客难》与《自书诗》本是两件作品,后被藏家装裱在一起,合并成一部作品,其中《自书诗》的落款上有时间,即崇祯元年(1628年),当时的董其昌已经隐居。《东方朔答客难》上没有标注时间,有学者认为与《自书诗》的时间接近。“董其昌的《自书诗》因当时梅花异常开放而作。梅花本应在春天开放,那一年却出现了在八月份盛开的奇异现象,董其昌是否在诗中含有讽喻之义,尚待研究。”董宝厚说。

  《答客难》为东方朔所做的名篇,东方朔是西汉辞赋家,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汉书》对其的记载是“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答客难》开头假托有一位过客诘问东方朔,讥其官微位卑而务修圣人之道不止,其后是东方朔的一番作答。他说西汉与战国时士人所处环境不同,遭遇自然迥异,但是士人修身乃是本分,不能因时而异。东方朔的《答客难》含有作者虽有才能但无从施展的郁闷感,那么董其昌在以行书书写《答客难》之时,是否也包含着这样的心绪呢?董宝厚表示,只能说有这个可能,但需有考证支持,因为书法家手书名篇是常有的现象,不见得与本人际遇一定相关。

  据董宝厚介绍,《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曾在清宫内收藏,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将此卷连同其他名贵书画运出,后藏在长春伪满皇宫。1945年,此卷散佚民间,后为辽宁省文化局所获,1956年拨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一部明朝文人著的野史 讲述董其昌另一面

  董宝厚对记者说,董其昌名气大,影响大,但争议也不小,不少争议是《万历野获编》一书引发的。

  《万历野获编》是明代文学家沈德符(1578年-1642年)所撰的史料笔记,上至朝廷治乱得失,下至文人学士的琐事逸闻都有所记载。该书记载,董其昌曾乘船来到苏州虎丘,邀请当地大收藏家韩世能的儿子、诗人韩古洲及沈德符,一同在船中晒藏品,彼此欣赏一下,议一议各件藏品的价值。

  一件件藏品展示到晚上,董其昌亮出了自己最得意的宝贝: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所书的《朱巨川告身》,称这本是其好友、著名隐士陈眉公的秘藏。“告身”是唐代中央政府颁授官职的委任状,《朱巨川告身》内容是任命朱巨川为大理评事兼任豪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令的文书。

  这一藏品,令韩古洲“叹诧以为神物”,但沈德符却不以为然,加以细辨,认为小楷中的“中书侍郎开播”即是破绽,可证明其并非颜真卿真迹而是临摹的赝品,因为在唐代时还没有姓“开”的。

  韩古洲替董其昌辩解说,这大概就是开姓的鼻祖吧?沈德符则不依不饶,称自从南宋时赵开在蜀地显赫,才将名氏拆分为两姓,出现开姓,“况中书侍郎为执政大臣,何不见之唐书?”所谓的“开播”,必是“关播”的误写,因造假者“临摹不通史册,偶讹笔为开字耳。”

  繁体字的开为“開”,关为“關”,两字字形相近,而沈德符认为造假者对历史掌故不明,才是露出破绽的主因。沈德符提及的关播,确有其人,关播(719-797年)为三国名将关羽的后代,唐代名臣,曾任给事中、中书侍郎、宰相,与颜真卿是同时期人。《万历野获编》中说,在铁证面前,董其昌当场信服,只是希望顾虑一下陈眉公的名声,别将此事到处张扬。《万历野获编》还披露,此赝品后被一富有的徽商收藏,作者还不忘揶揄:“其开字之曾改与否,则不得而知矣。”

  董宝厚说,《万历野获编》的上述描述,对董其昌的形象造成一定影响。不过,据《明史》记载,董其昌“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这样一位书画鉴藏大家、著名史学家、颜真卿书法的研习者,当时是否真的在“關”“開”上看走眼,有研究者持怀疑态度。

  有研究者发现,虽然董其昌在船上展示的《朱巨川告身》原作已经失传,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摹拓的《三希堂法帖》中,著录了《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里面确有“给事中关播”的字样,写的是“關”,而不是“開”。

  此外,《万历野获编》还记述,董其昌曾向韩古洲借杨羲的楷书《黄庭内景经》,进行摹拓,韩古洲怕董其昌借后不还,就“信手临写百余字”交给董其昌,董其昌爱不释手,将其刊刻编入《戏鸿堂帖》。董其昌《戏鸿堂帖》的明代刻本,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黄庭内景经》的文字并非像沈德符所述的仅有“百余字”,而是有数百字。

  针对这几件事,有研究者认为,《万历野获编》对董其昌的描述有不实乃至故意调侃、抹黑的成分,书中内容大多属于野史范畴,书名叫“野获”,实为史实与逸事相间,有些内容不可当作纯史料看待。

  张照临摹董其昌而备受皇帝喜爱

  董其昌的墨宝,在其生活的时代即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到了清初,董其昌的书法艺术更受青睐。

  董宝厚介绍说,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认为其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将董其昌书法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亲手临摹。上行下效,一时士子皆承董其昌书法的妍美、秀雅之风,整个朝廷内外“士子执管者,莫不习董”。

  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到了乾隆年间,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而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最得董其昌神髓的书法大家张照(1691年—1745年),也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帝的推崇。

  张照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考中进士,由于其与董其昌是老乡,同为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且是康熙极为信任的大臣高士奇的孙女婿,加之书法精湛,因而受到康熙的重视。

  董宝厚告诉记者,张照的书法初学董其昌,后又参入颜真卿、苏轼、米芾等书法大家的技艺,而董其昌的书法即以颜真卿的书法为根底,参习米芾书法的字态,因而张照的书法尽得董其昌真髓,又有自身特色。康熙曾将张照的书法与董其昌、米芾并论。

  雍正三年(1725年),张照写出《临董其昌书册页》,既有颜真卿、米芾书法的神韵,又保持着董其昌书法潇洒俊逸的特点。雍正因为张照“深通释典”且精通董其昌的书法艺术,对其大为赞赏。

  乾隆时期张照更受器重,官至刑部尚书,与乾隆品酒论书之时,常常是研讨书法。据清代阮葵生所著《茶余客话》记述,张照曾因坠马摔伤右臂,恰逢百官进呈《落叶倡和诗》,张照不愿落空,遂用左手书写,居然凝和蕴藉,无一呆毫,“上大悦”。

  董宝厚介绍说,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张照《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书于乾隆二年(1737年),苏轼的书法也是董其昌与张照共同研习的对象。

  张照手书《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时47岁,正值其书法技艺的巅峰期,此幅卷帖临董其昌所书苏轼《送寿圣聪长老偈》等五帖,内容是苏轼的一些格言、偈语等。董宝厚表示,《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的原件,目前在著录及发表的存世董其昌作品中暂未查到,人们只能借助张照的这件临本来了解《临董其昌苏轼杂帖卷》的书法艺术了。张照的临本与董其昌的原本会有多大的差异呢?曾有后世书法家将张照的《临董其昌书栖真志书轴》与传世的董其昌所书的《栖真志书法》加以比照,认为张照的书法与董其昌的书法原件几乎难分轩轾。

  (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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