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晚年眼疾严重仍忘我著述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徵明的跋文。

  省博展出的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

  这张画像位于《朱熹书翰文稿》卷首,应该是宋元时期所作。画中人物丰满,神态逼真。史料记载,左侧清瘦、白须者为朱熹,右侧可能是其表弟程洵,二位都是当时的大儒。

  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一生著述甚多,代表作首推《四书章句集注》。这部凝结了他毕生心血的巨著,被后世推崇为治国之本和行为规范,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标准答案。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让我们感知一代大儒的治学风范:尽管晚年眼疾严重、看字辛苦,但仍忘我修订书稿,笔耕不辍。其治学态度被康熙皇帝赞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史记

  十一位名士题跋

  《朱熹书翰文稿》有元明清三个朝代的11位名士题跋,通过跋文可以了解到,800多年来,这卷书卷历经磨难。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朱熹的信是写给表弟程洵的。因此,文稿最初留在程家。朱熹死后约70年,蒙古大军南下,程洵的子孙躲避战乱,祖先遗物也流离四散。

  元朝中期,留在江西婺源的程家后人是程洵的六世孙程彦达。程彦达的姐夫韩濂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和画家。他在卷末题跋中记载:“曩于故人金氏书斋,获睹晦庵先生遗墨数纸”。说的是在金姓老朋友家,他发现了朱熹的几张手稿,其中包括朱熹当年写给程洵的信,于是推断这是程家战乱时流落的祖传遗物。他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彦达。两人一起买回了三幅字——朱熹写给程洵的信;朱熹讲学手稿《大学或问·诚意章》;朱熹写的《独游宝应寺诗》。

  随后,程彦达请韩濂出面,把其中《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拿到鄱阳,请当地著名学者、前科进士朱公迁题写了跋语。之后他们又把它送到安徽休宁,请当地一位名士赵汸题字。赵汸多病,又患上手疮,怕写不好,将书卷留了一年没敢动笔。后来,赵汸托人将文稿带回,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此后,程彦达将三幅朱熹遗墨,加上请画师绘的朱熹和程洵的画像,以及朱公迁的跋和赵汸的信,都裱在一起,又请当时在京城的多位翰林学士,如在皇宫内奎章阁任职的虞集、李祁等,还有学者汪泽民、董朝宗等人鉴赏并在卷后题字。

  明朝嘉靖年间,这卷文稿被江西布政司参政孙存收藏。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正月,孙存将此卷寄到苏州,请当时的大名士文徵明写跋文。文徵明在题跋中说,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较今刊本,一字不异,盖定本也……夫朱公著述,如日星在天,何容刻画”,又提到朱公迁、赵汸、韩濂三公,“皆元季国初名流,其题此卷,皆郑重不苟。”而赵汸竟然留卷一年不敢动笔,文徵明感叹:“不著语而还之。徵明何人,乃敢妄议。”

  清朝初年,著名收藏家张笃行、孙承泽、卞永誉先后收藏此卷,并在文稿后留下鉴藏印章。孙承泽是明末进士,清初官至吏部右侍郎。他精于鉴赏,据他自述,在明朝灭亡,兵荒马乱之时,北京城到处都是被乱兵抄掠丢弃的名家书画,他就在这个时候,收藏了大量的历代精品,成为大收藏家。孙承泽记载这卷文稿:“文公墨迹一卷,前画文公小像,后书独游宝应寺诗。又与程允夫帖,又或问诚意章手稿。小行书极精工。”可见,此卷在孙承泽处时,还有朱熹写的《独游宝应寺诗》,后来此卷经重新装裱,该诗被人拆下拿走,从此下落不明。

  《朱熹书翰文稿》于康熙年间被收入清宫,卷后留下皇帝的印章。后被末代皇帝溥仪藏入长春伪皇宫,最终辗转成为辽宁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写给表弟的家书透露:眼疾严重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是此稿历史上展览最全的一次。记者注意到,长卷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画像、信札、文稿及元朝朱公迁、明朝文徵明等共11人的题跋。

  “看文稿卷首,是一幅二人画像。”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左边站立的这位清瘦、白胡须的老人是朱熹,右边站立的有可能是程洵。看这幅小画画法生动、细腻传神,可能出自宋元人之笔。”

  文稿卷的第二部分,即《七月六日帖》,作于1196年7月6日,是朱熹67岁时写给表弟程洵的一封信。董宝厚介绍,程洵字允夫,江西婺源人,经常和朱熹讨论学问和修养等问题,两人既是亲戚又是师友。程洵也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曾任卢陵录参,后来受朱熹牵连,被免职。两人感情深厚,相互书信往来非常频繁。

  在这封《七月六日帖》中,朱熹写信告诉表弟:自己“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其中提及自己多病,还有眼疾耽误事,看文字很辛苦。“吾弟虽亦有此疾,然来书尚能作小字,则亦未及此之什一也。”朱熹说自己的眼力,还不如表弟的十分之一呢。然而,即使如此,在其后几年里,他还是忘我地做学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注意到,这封信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如谈到他身体如何、做学问的状态、给各位亲戚问安等。其中跟表弟的倾诉,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读这封信,能触碰到理学大家朱熹的个人情感,这是其他学术著作没有涉及的重要内容。

  长卷第三部分是《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据史料记载,朱熹在临终前仍在修订《大学或问》的注释,可见这份手稿是大儒在生命尽头绽放的最后“一朵花”。这两篇文稿,都是朱熹信手写来,运笔迅疾的作品,但前后呼应、姿态俊秀飘逸,将一代大儒的飞扬神采跃然呈现于纸上。

  “从中也能够看出,朱熹善行草,尤善小字,书风沉着典雅。”董宝厚说。

  重修白鹿洞书院, 订立的学规成为后世教育准则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世称晦庵先生,江西婺源人,自幼聪颖好学,19岁便考中进士。他一生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述甚丰,门徒众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讲学、注释儒家经籍等。

  1179年,朱熹在江西南康军(今庐山市)任知军的时候,拨款重修了当地的白鹿洞书院。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朱熹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书院藏书,并自任洞主。他聘请名师、筹措院田、招收学生,苦心经营,当时著名哲学家陆象山也曾到白鹿洞书院讲过学。

  为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朱熹还精心制定了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订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内容简短,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生记诵。其中明确了教育目的和基本要求,提出要对学生进行五方面伦理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指出学习的顺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做人修身应遵循的原则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还要谨记处世的原则:“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接物的原则要侧重要求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在学规最后,朱熹特别作了注释。他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他认为,古昔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仅仅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明白义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今求学的人,则把这些弄反了。

  白鹿洞书院因此声名大噪。

  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重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学规》颁于该书院。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于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很快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白鹿洞书院也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更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儒家大成《四书集注》,被元明清三朝定为科举教科书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董宝厚告诉记者,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将这四部分编辑在一起,命名为“四书”,并花费大量心血为“四书”作注解,合称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以及《孟子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四书章句集注》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集注》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包含了他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指导人生的重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取代了汉唐以后以“五经”为主体的国学体系,成为南宋末期和元、明、清4个朝代的主流文化形态。

  董宝厚介绍,《四书集注》之外,朱熹还著有《四书或问》,其中包括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采用问答体形式,是《四书集注》的释疑注解,即“乃注脚之注脚”。此次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中朱熹写的这段文稿,就是《四书或问》中《大学或问》中的《诚意章》,是他手写的定稿。

  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历代王朝统治者垂青: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其《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入官学,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元明清三朝,《四书集注》被封建统治者定为治国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三朝科举考试教科书和标准答案,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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