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孩的心脏捐给1米8的小伙 父亲唯一愿望:“我想听他叫一声爸爸”

  何炯在与家属们沟通。

  46岁的何炯,似乎很难逃离“悲悲戚戚”的工作。20年的护士生涯,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看多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38岁的那年,她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

  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因为有意义。”何炯说,生命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交加的情感。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而她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只有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往往年纪不大,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

  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她知道这个工作难,却不知道有这么难。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

  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并不多。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让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

  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30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无限等待一颗心脏,都说不定。

  何炯目睹着全过程,心里很难受。

  她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孩,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女孩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是好的。

  这位父亲只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孩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

  是生命的延续

  捐献人中,年纪最小的几个月,年纪大的也有70多岁。

  很多家属同意,是因为他们坚信,器官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甚至双方都不需要见面,大多数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

  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的阵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她都会打电话问何炯:“我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我要去上坟了,我要告诉他。”

  曾经,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捐献者有一个遗腹子,何炯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也算是“父亲的礼物”。

  八年协调员做下来,对于生死这件事,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她的微信通讯录里塞满了捐赠者家属,她不会主动联系,也绝对不会删除好友,偶尔他们遇上了生活上的问题,能帮就帮一点。

  何炯因压力患上了。

  她有时也忍不住盘算是不是该休息了,但更大的愿望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渐渐接受器官捐献。

  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些年来,又有多少人登记了器官捐献?

  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愿意和我们来说说故事吗?

  本版文图均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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