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温暖

  小时候,我的老家冬天是十分冷的。冷到何种程度,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说不太清楚。大抵是因为那时乡村的天气预报渠道单一——只有在挂在堂屋门后头的喇叭匣子里,偶尔能听到因线路接触不良传来的吱吱啦啦、断断续续的天气预报声。主要是,我知道,冬天还没来,母亲便早已为我们缝制好了过冬的棉衣与棉被等。

  家里人多,条件有限,被褥不宽余。父母便开始操持着为我们打“地铺”——在土坯垒制的床上,用上好的麦秸,一层一层地铺垫,铺有一尺厚时,用力地把麦秸压实。褥子铺在麦秸上面,被子盖在褥子之上,人蜷卧在散发着淡淡麦香的被窝里,其松软与舒适程度,绝不亚于当今的“席梦思”。

  至于天晴,母亲便会把被褥全部拿到院子里的铁丝上晾晒。晒一阵子,用棍子敲打一遍,翻翻面儿;再晒一阵子,再敲打敲打,再翻翻面儿。这样经过多次的敲打和翻晒,似乎把太阳的热力和温度,全“敲”进了被褥里。半下午的时候,被褥变得蓬松鲜活起来。母亲匆匆地把被褥收了,认真铺好,被子是沿着四边儿掖的。晚上脱个精光,快速钻进蓄满了太阳温度和蕴含着满满母爱的被窝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快意。

  阴天的时候,母亲怕我们受冷着凉。晚饭后,便围坐在被窝里纳鞋或做针线活,等冰凉的被窝有了体感温度时,母亲便会喊我们上床睡觉——如今想来,那时认为理所当然或者不以为然的日常举动,竟蕴藏着天底下最无私、最纯真的母爱。

  比较难熬的,是去学校上学了。这时候,父母是帮不上什么忙了,全靠着自己去硬扛。学校里的三间教室,南面北面都有三扇窗户。窗户是用木条做的,家乡人称呼为窗棂子。那时的窗户没有装玻璃一说,都是用塑料布封堵的。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差不了太多。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脚是没有知觉的疼。看我们冻得厉害,班主任这时会组织我们搓手和跺脚。随着班主任一声“预备齐——”同学们开始边搓手、边有节奏地“咚咚咚,咚咚咚”地跺脚。这样活动好一阵子,等手脚都暖和过来时,再开始上课。

  但在冬季里,我们都盼望着下雪。感觉里,只有下了雪,才算是到了真正的冬天。

  雪天,我会喊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在雪地里奔跑和嬉戏。有时会玩堆雪人。有时会玩“捉小鸡”。有时也学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里讲的,在雪地里扫出一片空地,用棍子支起簸箩,簸箩下洒些粮食,玩捉麻雀的游戏。许多次,不知是麻雀聪明,还是我们不如鲁迅先生会玩儿,我们总是一只麻雀也捉不到。

  雪过天霁,家家户户房顶很快就结成了“琉璃”(冰凌),有半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两尺多长的。村村,户户,一排排,一片片,晶莹剔透的“琉璃”垂挂下来,犹如冰的童话世界。我常常拿着棍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敲自家或邻居家房沿的“琉璃”,有时用力不好,竟连冰带瓦一起敲了下来,挨了家长的喝斥与训骂。闲暇时,我还会和哥哥到村头河里的冰面上“打碟溜”(打陀螺)。

  严寒的冬天,就在我们这样的自娱自乐和独特玩法中,一年一年地过去。

  而今,现代化的御寒方式应有尽有,但在我记忆深处,每到冬季,我仍然怀念儿时冬天里的欢乐与期盼,还有父母带给我们的关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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