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连写三篇祭文缅怀恩师
 

北宋 清素传家铭文镜。(中间圆圈内为“福寿家安”,外圈为“清素传家永用宝鉴”)

司马光画像。

 
 

明刻古籍司马光《家范》内页。

清拓 赵孟頫书《司马光家训》。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本报记者 商越

  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展出一部明刻古籍《家范》,这部司马光的家训名著被后世称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齐家通鉴”。

  与司马光结下二十年师生情谊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称赞他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就连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对其为人和治家之道也颇为欣赏,特意要和他做邻居,因为司马光“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

  主张“遗子孙以德”

  明刻司马光《家范》是辽宁省图书馆的藏品。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刘冰告诉记者,此书是明万历年间由忠恕堂刻的汇编丛书之一,共10卷。司马光以“家范”命名,意思就是将其作为教家治家的典范、楷模。在此书卷首,司马光引用《周易》《大学》《孝经》中的论述,首先点明写书的目的:“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圣人正家以正天下”。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司马光基于对丰富史料典籍的熟悉掌握,创造了家训文体的新形式。他在书中分列“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舅甥”“舅姑”“妇”“妾”“乳母”等,共计10卷19篇,汇集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故事、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系统分析阐述了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标准、治家原则和处世之道。《家范》主张治家必以礼为先,推崇谦恭治家,强调勤俭致富,倡导“克己守礼”的家庭和睦之道。

  家长该怎样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呢?在《家范·祖》篇,司马光指出,为人祖者,“广营生计以遗之”,又指出“然果能利之者鲜矣”,原因就是他们能留给后代的不过是土地、房舍、粮食、金帛这些物质财物,应该学习圣贤,高度重视对子孙家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给子孙留下德、礼、廉、俭,“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当教之使成人”,告诫人们遗德比遗财更能造福子孙。反之,“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德、俭廉家风,是助其长久立足的精神源泉。

  在《家范·父》中,司马光指出为人父的教子方略:“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指出只爱不教的后果。针对有些家长溺爱迁就,称孩子小不懂事、长大以后再教不迟的观点,司马光比喻为“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

  鉴于“慈母败子”的教训,司马光在《家范·母》中,尤其强调了母亲家教的重要性:“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在该篇中,司马光还精心摘录了24位深明大义、品德高尚、教子有方的慈母故事,供后人学习。

  司马光的《家范》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宋以后历代推崇为家教范本。南宋宰相赵鼎就在自己的《家训笔录》中这样要求子孙:“司马温公《家范》,可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这部书:“其节目备具,切于日用,简而不烦,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

  19年心血编《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后追赠温国公。

  司马光出生时,父亲司马池任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县令,因此给他起名“光”。因家学深厚,加之聪慧好学,幼年司马光就展现过人的天赋。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记载:“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孩童时期,司马光就做出了“砸缸救友”的惊人义举;20岁考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

  《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历任史官,“常患历代史繁”,因此立志要写一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简明扼要的通史。治平三年(1066年),他将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段历史的《通志》共八卷进呈宋英宗,英宗阅后大为赞赏,降旨为他特设书局,并配备得力助手继续编撰。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举荐司马光,称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遂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其所编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资治通鉴》。

  熙宁二年(1069年),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因与王安石变革方略出现分歧,司马光3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劝谕这位十多年的老同事。王安石则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一一反驳,并批评他因循守旧,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决心。

  随后,宋神宗提升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却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司马光坚决推辞请求外任。此后转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专心进行《资治通鉴》的编撰。

  为了编写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耗尽了毕生的心血。为了夜以继日赶写书稿,他睡觉时用的枕头居然是一段圆木头。他的助手范祖禹作《司马温公布衾铭记》,说他“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这就是“圆木警枕”成语的出处。这样历时19年,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1362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病逝后,宋哲宗敕命将校定完成的《资治通鉴》书稿刻印。

  花了近3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元史学家胡三省高度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司马光举荐苏轼做谏官

  司马光去世后,苏轼异常悲痛,亲书《司马温公行状》《祭司马光文》《司马温公神道碑》3篇文章,追悼缅怀恩师。文章除了满含敬意细述司马光的生平功绩外,更特别表彰其崇高品行,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意思是,司马光品德高尚又好学,视金钱如粪土。而苏轼与司马光的交情要从嘉祐六年说起。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另一种就是不常设的制科考试,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嘉祐六年(1061年),苏氏兄弟在中进士第之后,又参加了制科考试,被时任考官的司马光等人录取,自此结下师生之谊。录取苏氏兄弟,宋仁宗也高兴地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上疏《再举谏官札子》,推荐“文学富赡,晓达时务,劲直敢言”的苏轼为谏官。

  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苏氏兄弟要扶柩回眉山老家安葬,司马光亲赴吊唁,并应苏轼请求,为其母程夫人撰写了《程夫人墓志铭》,对程夫人的贤能给予了高度评价。苏氏兄弟与司马光的交情,就这样越走越近。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后,67岁的司马光回朝任职,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废除了新法,还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谪的范纯仁(范仲淹次子)、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苏轼回顾了司马光主持朝政的最后岁月:“自以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多年之后,苏轼在宋哲宗亲政时上疏《听政札子》,其中还提及司马光的政治作为及其影响:“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可见司马光虽然执政时间极短,但废止新法,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平息了普通百姓的怨言,因此死后受到百姓的普遍怀念。

  (本版图片由辽博和省图提供)

  手记

  君子以俭为德

  本报记者 商 越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作一名篇《布衾铭》,其中有:“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之句,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其好友司马光深以为然,将这首百余字的铭文工整写于衾头以明志,还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也要盖这床布衾。在司马光看来,教子之道,重在“以德以礼”,而治家之道,则是“以廉以俭”,司马光一生所坚守的,就是俭朴自持、仁德终生。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从达官显贵到普通百姓,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之风日盛,为使子孙后代不受世风影响,司马光特意撰写了《训俭示康》家训,教育儿子司马康继承发扬俭朴家风。文中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而且“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曾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将其奉为经典,认为俭和奢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关系到寡欲、福祸、兴衰的大是大非问题。因为“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叮嘱儿孙,无论为官为民、居官居乡,节俭都是人们应该共同遵从的美德,这一思想贯穿于司马光多部家训中。在其《家范》中,司马光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正反事例对子孙进行教育。在其另一篇家训《居家杂仪》中更明确,居家理财之道是“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以备不虞。”

  司马光一生俭朴温厚,视奢华富贵如浮云。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助手范祖禹曾作《司马温公布衾铭记》,记述他:“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图书盈几,终日静坐,泊如也。”与他交游20年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也描述了司马光的简朴生活:“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还盖棺论定:“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

  司马光的诤友兼政敌王安石对他的为人和治家之道也非常欣赏,要求自家子弟以司马光为榜样,一定要与司马光为邻。

  古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矣。”司马光俭以养德、以礼齐家的修身治家思想,不仅是其一家的治家规范,更是匡正民风的“齐家通鉴”,其中充盈的智慧光芒超越时空,千年之后仍然值得借鉴。

PC版

Copyright © 2021 lnd.com.cn 北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