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词漫笔

  顾 农

  词这种文学体裁,产生于文酒之会上的助兴演唱,内容以怡悦心情者为大宗。后来虽然渐渐同音乐脱钩,题材更大为扩展了,但起源之时形成的规范和传统仍然长期发挥作用,例如它的篇幅甚短,小令从16个字到五十几个字,中调略长,也不超过90字,再长的称为慢词,其中最长的《莺啼序》分4片,240个字。因为篇幅太有限制了,词句之间只好多有跳跃,形成一组碎片,其中的空白要由读者来填补上。词的时间结构往往灵活多变,内容以抒情为主,叙述小故事也充满了感情色彩。词里也可以发议论,也同样带着丰富的感情,完全以论证为词是不合适、行不通的。

  读词的重点在于把玩其中那些情绪和故事的碎片,获得审美的享受,并争取得到某种启迪。

  词里面总是会有若干情绪的碎片,有些直接道出,有些则以比兴出之。苏轼被贬谪于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有一首写他醉后返回江边寓所的《临江仙》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上片叙事,为下面的抒情张本。下片的抒情有两段碎片,一是感慨自己的思想总还是在传统之“道”的管辖之下(“长恨此身非我有”),还不能完全忘却世俗的功利得失,什么时候把这些全都忘了才好(“何时忘却营营”);二是看到平静的江流,他忽生奇想,欲驾一叶扁舟从此离开此地,到另一个世界去。被软禁于黄州的苏轼在深沉地呼唤自由。

  据说这首词曾经迅即引起很大的波澜,“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而去。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还没有起床)。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神宗)亦闻而疑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苏轼词中的两段意识流原是一时兴起之谈,而反应之强烈有如此者。

  苏轼遵守国家的法纪,没有擅自逃离,但在他思想深处,并非完全没有越轨出格的一闪念。

  东坡另一首名作《蝶恋花》云: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里的上下两片其实并不怎么连贯,乃是分别抒写春天里的两点见闻和感想:第一,春天行将过去,红花谢了,长出青涩的小杏子来,柳絮越来越少,但到处仍然芳草萋萋。有些东西很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些则不大变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第二,墙外行人对墙里打秋千的佳人颇动了一点爱慕之情,而墙里的佳人并不知道,她完全不动感情。无端的仰慕绝不可能产生什么预期的好结果,多情即多烦恼。联系上述两个片段的只是春天这一季节背景。东坡思维活跃,读他的词可以增强人们对于人生的兴味和感悟。

  每当看到那些实处于墙外之粉丝无比激动的表现时,我总会想起“多情却被无情恼”这一名句。明星的粉丝们那样热情洋溢地无事忙,而且喜欢自寻烦恼;与此很不对称的是,佳人们对此毫不知情,也无从领情。

  词中的情绪可以说得更加含蓄。北宋晚期宰相曾布的妻子魏夫人有一首《菩萨蛮》写道: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魏夫人身份特殊,文化水平很高,非常讲究风度,这词写到最后,才淡淡地道出自己的幽怨。前面描写的景色平静而优美,其中提到的鸳鸯和红杏,似乎都有些言外之意吧。凡贵妇人,说话一定是十分讲究含蓄的,这才不失身份。后来李清照写词,有时比较大胆直露,就不免受到批评。

  在篇幅极其有限的词里,故事总是小故事,而且只能是一点片段。也试举两首来看。

  其一,《花间集》中有薛昭蕴的《浣溪沙》,词云:

  不语含频深浦里,几回愁煞棹船郎,燕归帆尽水茫茫。

  这里有一个冒雨站在水滨,紧锁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的女郎,另一个是渡口附近行船的青年男子。她大约有什么哀愁才如此闷闷不乐,看她的姿态,也许是在等待心上人而始终没有等到吧。“棹船郎”看来乃是一个原本同她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只是恰好行船经过此处,偶然相见,却忽然动了感情,徘徊不忍离去,以至于“几回愁煞”。这一片段的故事原来是一场难以言说的邂逅。

  人们在人生的长路上奔波,聚散匆匆,皆为过客,然而有时一点细节,一颦一笑,却能给人很深很美的印象。这样的情境在旅行途中似乎时有所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曾经写到这样的故事,而先知先觉的薛昭蕴则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捕捉到这一微妙的境界。

  其二,周邦彦《少年游》,词云:

  而今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当时,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

  从“而今”“不似”这样的提法看,上片写的是过去的故事,而这故事的后半段,则被安排在下片的最后。连起来看,这件往事大约是一次某一春天一大早进行的约会,不知何故双方闹起别扭来,哭哭啼啼地冲出那小楼。现在又是春天到了,两位主人公已经生活在一起,但记忆深刻的却是当年闹别扭时的“幽恨”。闹别扭从来不需要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一段小品周邦彦写得很投入,很有味,也许他本人有过这方面的切身体验吧。

  这种残酷的今昔对比,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鲁迅的小说《伤逝》,不料周邦彦的词在近千年前就已经触到这条敏感的神经了。(作者系扬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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