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东“清代贵族墓园”墓主会不会是努尔哈赤“守陵人”?

  北国网讯(记者 许蔚冰)在近期热映的众多盗墓题材影视中,皇陵“守陵人”一再被作家、编剧们设定为背后大BOSS,这个群体迅速进入观众视野,强烈撩动着大众的好奇心。

  日前,沈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一座新发现的古墓时,“守陵人”成为了考古人员查阅文献时寻找墓主的线索之一,这不仅牵出一段清代“守陵人”制度的历史,也为沈阳清代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楼盘开建前夕发现古墓

  日前,沈阳近郊某楼盘开建前夕,建设单位向政府文物部门提交了地下文物保护报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受市文物局指派,在该工程施工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过程中,采集到了青砖和青花瓷片的清代遗物,并在地下勘探发现了“草木灰”和木质棺椁的痕迹。

  考古人员将采集到的遗物和勘探结果综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最终确定,该地区地下存在一处清代墓群,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按照程序,向主管部门提交了考古发掘申请。

  古墓墓园保存完整

  2020年4月,在获得了批准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处清代古墓群开始了正式发掘。

  发掘过程印证了考古人员的判断:在这片工地的地下,果然存有墓地,同时还意外发现了一座结构布局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家族墓园。该墓园采用的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由园门、园墙、神道、墓穴和排水等部分组成。墓园平面呈长方形,基本位正南北向,神道位于中轴线上。墓园内共有三个墓穴,其中两座墓葬为单室砖墓,另一座为小型砖圹墓,三座墓葬均为火葬,两座砖室墓形制为外圆内方。

  这座墓园的面积大约400平方米,其规格等级远远小于清代皇陵和大贵族阶层,但能够建造使用墓园,同样表明墓主人是具有一定的等级的贵族阶层,绝非普通平民百姓。

  在墓园东南约200米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房址和两座竖穴土坑木棺墓,时代晚于墓园,大体在清中晚期,通过墓葬方向位置等情况分析,推测可能是与墓园相关的祭祀和陪葬遗存。

  在陪葬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女性佩戴的银发簪、金戒指、金耳环等金银首饰,其中还有一枚扁方,考古人员确认,扁方属于满族女性的常用饰物。因此该陪葬墓可基本确定为清代满族墓。

  具备墓园和陪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是带有一定级别的清代贵族,而且很大可能性是满族贵族。那么,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推测可能与“守陵人”有关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地域上,这处墓地所处的近郊地区,当地的俗称与在文献中的地名不仅存在关联,而且地理位置完全吻合,据此,活跃在该地区的贵族群体被列为重点考察范围。

  在时间上,火葬这一葬俗约在清朝早中期。

  综合地域和时间因素,有一个人成为了重点考察对象,他的名字叫束征额。

  据《沈阳浑南区清代遗迹寻踪》和《萨克达氏家谱》记载,束征额,姓萨克达氏,始祖名束武德,束征额这辈是第六世。萨克达氏原来住在长白山萨格达地方,当时女真各部以种种原因纷纷从长白山、松花江等处陆续向南迁移,萨克达氏于是从长白山迁到浑河苏子河流域。

  束征额获得贵族身份,与他的妻子有关。明嘉靖年间,束征额娶了阿古都督的女儿为妻,他的妻子在娘家排行第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其中二姐名叫厄莫齐,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生母。

  凭借妻子的身份,束征额成为了努尔哈赤的姨父。

  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到了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束征额开始享有贵族身份,他的后裔被封为“国戚姨娘家子孙”。

  1626年,努尔哈赤在与袁崇焕的对峙中,被明军大炮击伤后伤处感染,不治身亡,皇太极在沈阳天柱山建造福陵,也称东陵。束征额子孙奉旨看守,从此移居到沈阳近郊,成为了“守陵人”。

  神秘的“守陵人”制度

  关于为何调派束征额的子孙去看守福陵,这要从中国皇陵的“守陵人”制度说起。

  “守陵人”的称呼,至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这段话的白话翻译是:汉高祖刘邦下令说,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都是没有后人的,要分别给他们每个人安排十户人家看守陵墓,其中秦始皇安排二十家,魏公子无忌安排五家。

  “守陵人”制度至此一代代流传下来,唐朝甚至专门设立奉陵邑,就是在皇帝陵寝的前方兴筑一座城郭,作为守卫和奉祀陵寝作用,这座城就叫奉陵邑。

  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辖区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寝就是由陵区和奉陵邑祖州两部分组成,陵区的山门巧妙地借用了天然的山谷,构思奇巧,十分独特。是研究契丹历史的重要资料。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丧葬和祭祀同样非常重视,为此特意建立了严格的守陵人制度,并且给予守陵人极其优厚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同时,守陵人的工作职责也不仅仅只是看门、扫地等,还要从事日常维修和礼仪祭祀等活动。

  针对职责不同,守陵人被分别安排在内务府、礼部、兵部、工部、八旗和绿营等管理机构中,这些机构互不隶属,职责明确,既有分工,又相互协作,但统受最高长官管辖。

  因为被赋予了职务之外的政治象征,清朝政府对于守陵人的选择极其严格,只有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才具备相应资格。在这样的筛选条件下,被封为“国戚姨娘家子孙”束征额的子孙被调去看守福陵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守陵人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父死子承”,“代代相传”,只要后代繁衍,就会世世代代守护皇陵。

  于是,束征额的后人开启了代代相传的“守陵人”命运。

  墓园与“管事”这一清代四品官的身份有可能存在联系

  在守护福陵的初期,束征额的后人按照当地的习俗,更改了姓氏,萨克达氏分别改成了“祝”姓和“赵”姓。

  祝家后人称自己的祖先博尔艮是束征额的长子,是第一代看守福陵的“守陵人”。在相关记述中,博尔艮精明强干,处理事情有条不紊,他不仅成立了百余人的护陵队,还制订了严明的守陵规则。

  博尔艮的守陵规则细针密缕,十多条条款中,不仅要求护陵队员衣整洁,服装统一,还把不许饮酒,不许打牌,不许擅自脱岗列为了必须遵守的制度,轻者扣除当月钱粮,重者开除护陵队。另外,口出狂言脏语、携带烟火进入陵内禁地区、招领亲朋他人进入陵内禁地区等行为也是明令禁止的。

  这份守陵规则此后一直延续了百余年,到了康熙年间,束征额的后裔莫千里负责管理福陵守陵事务,当时清朝国力正处在上升期,朝廷在福陵为“守陵人”专设了“职位”。文献记载,当时莫千里的职位是“管事”,为四品官。

  综合此次沈阳近郊这块墓地发掘中发现的各项线索,因为未发现带有文字的实物,无法明确墓主人具体的身份。因此,该墓地的墓主人身份仍旧存疑,具体是否是束征额后人也存在疑问。但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该墓地的位置、年代、形制和等级,该墓园与“管事”这一清代四品官的身份有可能存在联系。

  古墓为沈阳清代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管事”一职每月有饷银,而且是祖辈相传,不分贤愚。每逢皇帝东巡盛京祭祖,皇帝都会亲自召见守陵舅姨子孙。在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宴会庆贺时,宴会上还会给舅姨子孙设立专席。宴饮之后,皇帝还要赐给他们一些银两或缎布,这些都显示出福陵皇帝亲戚的特殊地位和荣耀。

  康熙年间之后,“守陵人”制度仍旧在清朝延续不衰,直到晚清时节,清政府国运衰微,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守陵人员的俸禄才开始大幅削减。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象征着清王朝灭亡,“守陵人”制度从此进入民国时代,在失去了权力与金钱后,皇族后裔自顾不暇,专职“守陵人”所剩无几。

  这期间,皇陵范围内逐渐出现了两支截然不同的守陵队伍,一支是历届民国政府派出的守卫军,另一支是世代相传的守陵人队伍,他们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对家族的情怀而自愿守陵。

  不过,随着局势的变化,两支守陵队伍也逐渐发生了分化瓦解。随着新中国建立,清朝守陵人制度彻底终结,曾经的守陵人后裔如果没有离开当地,大多转变成了普通农民。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代古墓过程中,在查阅文献时牵出了一段清代皇陵“守墓人”的历史,但这座古墓的价值和意义,却远非这段历史可比。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在沈阳近郊发掘出的墓园遗迹,是沈阳地区首次发现的布局结构较为完整的除皇陵以外的清代贵族墓园。外圆内方的清代砖室墓形制以往在沈阳地区十分少见,它为沈阳清代盛京城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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