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笔下的乡村景观

  张永涛

  提示

  陆游一生仕少闲多,长期生活在绍兴老家的乡村,在他存世的海量诗作中,有六七成是与其乡居生活有关的,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通过解读这些诗篇,试图绘制出陆游生活的南宋时期的种种日常面相。从陆游诗歌中还原的乡村生活应该可以作为当时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为我们想象的宋代农村提供了足以依凭的支点。

  所谓“以诗证史”,即以古人诗作作为了解古代社会的资料,这在史学研究中屡见不鲜,但通过某一诗人的作品来揭示一个特定时代的乡村景观,却并不容易。

  古代乡村的景观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恒常的主题,不过,至少在唐宋以前,其实际的状态常常被文学精英过于理想化的描绘所遮蔽。能像陆游这样,不仅留下海量诗歌创作,而且深入日常生活的点滴,并提供个人独到的体验,是少见的。包伟民敏锐地抓住了陆游笔下那巨细靡遗的乡村生活的描摹,却没有简单地将其作为南宋乡村生活和基层管理的佐证,而是试图由此来绘制出陆游生活的浙东在南宋时期的种种日常面相,涉及区域开发、乡里社会、农业经济、饮食生计、商贸聚集、乡居生活等方面。此书对了解南宋农业经济和地方管理是绝佳的介绍,同时也能让人对作为关心乡土的诗人陆游有更深的认知。

  区域开发与麦作

  陆游长居三山别业,其诗写于此处的尤其多。三山别业位于绍兴城西,南依镜湖,别业东西及镜湖之南有三座山,与府城的距离“舟车皆十里,来往道岂长”。

  以三山别业为坐标,陆游惯常沿镜湖北岸一线闲游,常以诗记之,如“三山西为扶桑埭,扶桑埭西为湖塘”,足迹遍及东村(塘湾)、西村(扶桑埭)、湖塘村、北村、鲁墟、梅市、柯桥、吉泽等处,名篇《游山西村》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据当代学者考证,距离别业20公里。如果仔细计算陆游的步程,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绍兴的河网平原地区,差不多每二三华里就有一个规模或大或小的乡村聚落,分布可谓相当密集。区域开发、人口增殖、温饱问题随之而来,陆诗述取暖物资“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自注“乡市小把柴谓之溪柴,盖自若耶来也”;又记家中仆役“纫缝一獠婢,樵汲两蛮奴”。从“溪柴”“蛮毡”“獠婢”“蛮奴”的用词看,山区的物产和人口都呈现出向浙东平原流动的趋势。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按秔同粳,指晚稻,是当时江南水田主要的粮食作物,陆游将麦作与其并列,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当地麦作普及的程度。学界讨论南宋时期麦作的发展,一向重视靖康南渡人口喜面食对麦作的促进作用,所谓“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以至“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些对“非常态”社会现象的记述,有时不免比日常潜移默化式的社会演进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人们将麦作发展更多地归诸某种特定的外因,却忽略了在江南地区,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农业生产必须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以因应。推广麦作以提高复种指数,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土地,无论在传统、技术还是效率等各方面,都是最为符合现实需求的一种选择,这应该才是麦作推广的核心内因。

  别业与草堂

  与为“屋上三重茅”唇焦口燥的杜甫不同,陆游的居住质量要高出太多,“家本不至甚乏,亦可为中人之产”,祖上有余财,自身有俸禄,在绍兴城乡有城里祖居、云门精舍、石帆别业、三山别业等多处居所,其中三山别业是他投入最大、居住最久的一处。

  陆游生了七子一女,儿子们成家后,又有孙辈若干,加上佣人约有40余口。陆家阖族居于三山别业,每个小家庭都有相对独立的居室,以及相配套的书房等建筑,陆诗中就曾提到过两个儿子的书房烟雨轩和参倚轩,正屋还起有楼阁。别业还有中庭、东轩、南堂、渔隐堂、老学庵、道室、书巢山房等功能屋室,以及将这些建筑组合起来的栏廊等。陆游的笔记即以《老学庵》为名,又有诗记藏书室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可见别业至少是由20多间屋宇组成的建筑群。与“床头屋漏无干处”的杜甫草堂不同,陆游写过许多听雨的诗,从未苦于房屋漏雨,反倒有“今夕复何夕,急雨鸣屋瓦”这样的诗句证明他住的是瓦房。别业周边还有十多亩的园林,中有亭台、池塘、井泉,又分东西南北四个园圃,用来种花、种菜、种药,自用之余可以贩卖补贴家用。

  矛盾的是,陆游又经常在自己的诗中把别业说成草堂茅屋,如《草堂》一诗“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句后自注,“辛幼安每欲为筑舍,予辞之,遂止。”作为绍兴府地方官的辛弃疾曾多次提出为陆游修建房屋,均为其推辞。北宋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或许正是因为诗人对陶者一类的劳动者“为谁辛苦为谁甜”感到不安,又或许别业的园圃之中确有供劳作时休憩和存放工具的茅屋,陆游诗中才出现了别业与草堂共存的矛盾性描述。

  虽然家属中产,但陆游又总是哭穷:“三十五年身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陆游也有普通人的焦虑,他同样关心子孙后代的前途,要不惜重金延请名师,也常常为吃不到鲜美的羊肉,喝不到醇正的美酒而牢骚不已,毕竟食有肉才是士大夫身份的象征,鱼虾怎么能算荤腥呢?而甜酸的“村酒”又怎么能和醇美的“市酒”相提并论呢?

  陆游的新面相

  陆游过去给大家的印象总是那么忧国忧民,为南宋的屈辱求和国策而悲愤填膺,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也有人尝试对这种形象作出反驳,比如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陆游颇有苛酷的批评,“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盖生于韩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钱钟书和梁启超观点对立,但其实却是对同一种陆游形象的不同理解。

  包伟民叙述下的作为乡居寓公的陆游,则展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平凡一面,故而又可以视为陆游形象的“祛魅”之作。陆游除了给小童、村民施书授教自娱,还会参与一些与文字相关的事务,如利用传世农学向邻里传授牛经知识、写交易契书,应邀为僧侣写碑铭,参与乡里祭祀赛会活动,为邻人仲裁纠纷,甚至赠诗给乡村农夫。此外,陆游还擅长医术,常给乡民看病施药,他也以此为傲。村民感激陆游施药,医好了他们的病痛,以致纷纷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陆”。

  从陆游的一些诗作中,还可以看出他对乡村都保正等职役人员是相当尊重的。这或者还可以说明,陆游作为退职官员,蛰居乡村,极少发表观点,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也足够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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