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其实就是卡佛的生活

  思 郁

  什么才是卡佛式的小说?这个问题好像用一两句话没法概括,不如从他的一篇很普通的小说入手,这篇小说叫《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收录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小说非常简短,情节也非常普通。一对小情侣走在街上,发现某户人家很多东西摆在了路边,进行大甩卖,但是主人好像又不在家。他们去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男主人正好也买了酒回来,就邀请他们喝一杯。夜色降临,酒意正酣,他们坐在陈旧的沙发上,播放着二手的唱片,嬉笑着,在路边翩翩起舞。

  这其实就是卡佛所写的众多短篇小说中很普通的一篇,但却总是让我念念不忘,因为情节太简单了,以至于你总觉得它不像一篇小说,背景是模糊的,情节也是平淡如水,更别说有什么起承转合、故事冲突等等,你怎么读都觉得它不像一篇完整的小说,它更像一篇支离破碎、粗心大意、随手写下的小说素材。

  但这样一篇非常寡淡的短篇小说,总是会让你不断回想起来,琢磨其中的意味,比如男主人为什么会大甩卖,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是因为酗酒才导致的婚姻破裂吗?那一对小情侣出现在他的房子面前,他邀请他们喝酒,跳舞,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心里想到的是自己的爱人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脑补出来的画面。我觉得,小说最后的一句话真是神来之笔,这件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但就是说不出来,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卡佛所有小说的特点。

  卡佛的小说总是被形容为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塑造与他的这种非常白描化的写作手法有关,他不断地削减自己的句子,到最后这种削减已经变成了削减故事、情节、冲突,只留下那些最表面的东西。卡佛的小说总是拿来与海明威比较,但是卡佛与其说继承了海明威的写作冰山理论,不如说是继承发展了它。海明威的写作理论是,我们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巨大的冰山在水面之下。但是卡佛的写作剔除了水面之下的冰山,小说中只剩下冰山一角,冰面之下,并无他物存在。这就是那句话形容的,仿佛有很多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没有。他只用准确的语言描述了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某条经验、某个场景,就如同拍照一样,锁定某一瞬间,并且保存下来。

  卡佛的小说,后来的评论家都喜欢用极简主义来形容,但是卡佛对这个称呼是非常反感的。在最新的《雷蒙德·卡佛访谈录》中,凡是有记者追问到对极简主义的评价时,卡佛都不厌其烦地解释,他并不赞同这个称呼。比如他在访谈中说:“我是在努力删除小说中所有不必要的细节,努力把我的词语削减到骨头。但并不能就此称我为极简主义者。如果我是,我会真的把它们削减得只剩下骨头。但我没有那么做,我留下了几片肉。”

  极简主义成为卡佛的标签是一种束缚,对卡佛来说,用极简主义概括他的作品是不公平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可能只写一种风格的作品,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应该是独立的风格。比如他晚期的作品《大教堂》就比之前的小说温暖和丰富了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说白了,当评论家用极简主义形容卡佛小说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小说风格,但是对卡佛来说,这不是小说风格,不是文学技巧,甚至不是文学,评论家轻飘飘提到的极简主义,是他的生活,他就是写了他大半生所经历的现实。当然,小说从来不单单是复制现实这么简单,小说是发展现实。卡佛有条著名的写作经验,可能适合很多新手写作者:一点点自传性,加上大量的想象力。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事物,但并不能止步于此,要结合你的阅读和想象,才能创造出有吸引力的场景和人物。卡佛小说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他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遇,比如连一个写作空间都没有的时候,他只能写简短的东西或者诗歌;当他在晚年逐渐成名,他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自己一份安全保障的时候,他自然会丰富自己的作品,把原来皮包骨头的小说风格填满了更加丰富的血肉。

  其实我们在阅读《访谈录》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种变化。首先这本书中收录的大部分访谈集中在卡佛生活的最后10年,具体来说,第一篇是1977年,那一年卡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入选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且市场反响很好,卡佛开始进入主流文学圈;最后一篇是1988年,卡佛身患肺癌,正在接受化疗。那一年的8月,卡佛去世,只有50岁。

  在这些集中的访谈中,大多数重复提到了卡佛一生的经历,因为只有了解他的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文学。比如他18岁结婚,2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半生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当过锯木工、清洁工、售货员、送货员等等,这些工作都只够为他的家庭付账单。他热爱写作,但是写作对他而言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当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写作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毕竟写作是闲暇的派生物。但是卡佛依然坚持练习写作,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在汽车里,在所有能够写作的地方。

  在访谈中,他总是反复提到他生命中的两个贵人,一个是把他带入写作之路的美国作家约翰·加德纳。他曾经参加过加德纳的创意写作班,加德纳让卡佛意识到什么才是好的文学,真正的写作是需要反复锤炼,不断地改写的。卡佛生命中的另外一个贵人是编辑戈登·利什,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卡佛将其称为与麦克斯·珀金斯一样的天才编辑,因为正是通过利什的帮助,他才开始发表作品。

  大多数的写作者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卡佛早年写作开始投稿,如果有杂志能够接受他的作品,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从来没奢望有稿酬。他总是反复讲到一个段子,在1962年的某天,他同时收到了两本文学杂志的通知,一本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歌,一本发表了他的一篇小说。文学青年卡佛奔走相告,睡觉的时候也不舍得放开手中的杂志。这就是一个卑微的写作者,但是当他的朋友利什成为《时尚先生》的编辑,并开始向他约稿的时候,他意识到机会来了。《时尚先生》不但发表名家作品,稿酬也相比普通的文学杂志高出很多,卡佛的一篇小说稿酬可以拿到600美元,这对于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来说是天价稿酬。

  当然,作家与编辑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十几年后,当卡佛成了短篇小说大师,曾经的编辑和朋友利什不止一次说是他一手塑造了卡佛的极简主义,因为在出版卡佛小说的时候,利什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写。很显然,当时的卡佛并未质疑他的决定,因为出版作品是他最大的心愿,以至于他一再容忍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多年后,卡佛重新出版了那些没有删减的作品,我们才意识到,所谓极简主义对卡佛的定义并不准确。

  卡佛一直都生活在最底层,所以他也成了美国底层人民的代言人。在《访谈录》的最后几篇中,卡佛不得不面对很多人对他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不会书写美国梦的好作家,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最底层的美国人,他们酗酒,家暴,失业,婚姻破裂,家庭不幸,没有工作,四处流浪,做着没有尊严的工作,这就是卡佛笔下最常写到的人物。

  卡佛辩解说,他虽然经常写工薪阶层的人,但他不是有意那样做的,因为作家只能从自己熟悉的人物开始写起。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就是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他只能写他们,也是写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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