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鹤

　　最近采访时，遇到了两件原本孤立的小事，但将这两件小事关联起来想一想，挺有意思。

　　前些时日，我参加了一个国内高端论坛。论坛上，有学者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将牛河梁遗址中的积石塚按照随葬的玉器进行了细致的等级划分，其中，作为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类型的“玉熊龙”（以前叫“玉猪龙”），不是判断第一等级墓葬的标志玉器，而是排在第四等级里。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在等级最高墓葬中出土的玉凤、玉人，“玉熊龙”的身价一下“跌”了许多。

　　我想，一般公众对这样的结论应该是稍感意外的，因为对一般公众而言，他们是通过“玉熊龙”知道红山文化的，在很多场合，“玉熊龙”也成了龙的传人的重要标识之一。

　　相较于其他玉器，“玉熊龙”在红山文化研究中的等级与民众心中的地位有很大落差。实际上，对“玉熊龙”这样的器型的评判，学界的观点已经达成了共识的。我记得此前在几本有关红山文化研究的专著中，就读到过类似表述。掩卷而思，学界与一般公众就此问题在认知上的落差，其背后原因倒是值得细细思量。

　　再说另一件小事。不久前，在省内一座城市的古玩市场闲逛，我看到一些挂着“红山玉器”“红山文化”字样的招牌下，摆放着不少材质不同、样式各异的“玉器”。当然，这些所谓的“红山玉器”并不是出土文物，都是冠以“红山文化”之名的工艺品。

　　这些粗制滥造的“红山玉器”有很多是“红山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的造型。比如说，有一件石头材质的把玩件是个似马非马、似龙非龙的“四不像”，在红山玉器图鉴中根本找不到这类器物。但摊主人在售卖时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所有出售的红山玉器都是有实物依据的。

　　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映射的都是一件事，那就是前沿的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如何弥合这些落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般公众很难直接接触到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对某一文化领域的浅显认知，要么通过观看碎片化知识类型小视频，要么通过类似古玩市场里的摊主不完全正确的讲解获取的。也就是说，摊主人一边做生意，同时也一边无意识地承担着传播内容的功能，而他们同样需要引导，需要学者与文化产业营销者之间打通一个通道。

　　其实，这样的通道并不仅仅局限在学者与摊主间，扩而广之，应该是学术与一般公众之间搭建信息通道的问题。换言之，是学术成果如何能够走出书斋通过更简明的方式让大众认知的问题。只有这样的通道畅通了，公众才会真正领略“玉熊龙”之美，才能知道其实除了“玉熊龙”外，红山玉器里还有更多珍贵的玉凤、玉人等，以及这些“红山玉器”背后隐藏的红山文化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