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冬

　　我问朋友，你为什么不养一只鸟？回答五花八门。比如，没时间、怕养不活、鸟叫让人心烦，就没有一个人说：“鸟不应该关进笼子，鸟需要自由。”倒是有人提到了自由，他说：“养鸟太束缚人了，我需要自由。”

　　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人在地上走，构成了自然的和谐。当然，也有甘愿被笼养的鸟，打开笼门也不飞，或者飞几圈又飞回来。人们就感叹，鸟和人处出感情了。这是人类的自作多情。有位作家写鹩哥，说那鸟很会说话，母亲从鸟市买来养在笼子里，成了母亲的精神慰藉，后来母亲去世，鹩哥不吃不喝，几天后也死了。写得很煽情，好像鸟通人性了，起码把鸟当成人写了。但我感觉很别扭，我觉得，那是作者剥夺了鸟的自由，又从精神上摧残了它。人类总爱按照自己的思维去解读一只鸟。

　　我不会养鸟，也没怎么养过，我所接触过并喜欢过的鸟，屈指可数。小学有一篇介绍翠鸟的课文，翠鸟太漂亮了，小巧的身子，长喙，鲜艳的羽毛，仿佛天外之物，我做梦都想把它捧在手心。万没想到，那年暑假我在滦河见到了真的翠鸟，它站在一块礁石上，看上去就像那篇课文的插图。我简直窒息了，不敢眨眼睛，唯恐这是幻觉，直到它发觉不妙飞走，我才惊呼：“语文书上的鸟，语文书上的鸟……”

　　或许，人类嫉妒鸟会飞，才会去捕鸟？把鸟养在笼子里，就以为掌控了天空？嫉妒总会打着喜爱的幌子去实施，如同喜爱最容易转化成嫉妒。我觉得养鸟便是如此。

　　唐山地震那年，舅舅在稻田里发现一只水鸟，飞得很低，他一锹拍过去，砍伤了水鸟的翅膀。水鸟折戟沉沙，成为我的掌上之宠，也减轻了震灾中的恐慌和悲凉。那时，我家住在当街用木头搭建的防震棚里，我把水鸟拴在柱子上，每天观察、关心它的伤口。当舅舅告诉我，那水鸟在他的锹拍过去之前，翅膀其实已经受伤了。这又让我舒心了不少。但几天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水鸟丢了，生死不明，那条脏兮兮的线绳还拴在柱子上。那只水鸟，给我的儿时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在平原，要遇到一只好看的鸟不容易。有一种叫“春暖儿”的鸟，身似麻雀，但头上和脖颈有彩羽点缀。它很胆小，喜欢在低矮的幼树上栖身，比如一人多高、只有几根枝条的弱柳。它落在嫩绿纤弱的柳梢上，就像被画上去的；在低矮的桃树上，它和桃花并肩站在一起，像一张报春图。由于位置低、距离近，小孩子用弹弓一打一个准，但被打中的“春暖儿”伤势都很重，几乎养不活。“春暖儿”也不是常见的鸟，它和春天一起来，又和春天一起离开。

　　乡间的鸟，最常见的还是燕子和麻雀。燕子被视为圣物，新奇的是，这种看法在小孩心中尤为根深蒂固。麻雀则被视为格杀勿论的坏鸟。养一只麻雀成本最低，死了也不心疼。不过，没人肯为一只麻雀扎一个鸟笼，小孩子通常用线绳拴住鸟腿，“呜、呜”地轰它，麻雀就飞起来，但飞不高，飞高了就被线绳拽回来，如同一只风筝。一来二去，麻雀明白是被戏弄了，轰也不飞了，小孩子只好把它往空中扔，让它靠惯性起飞，它才下意识地扇动翅膀，如同一个人被推进了水里，先扑腾几下再说。有时不小心线绳脱手，麻雀就趁势飞掉，如同逃犯还拖着长长的镣铐。

　　有句话说，“天高任鸟飞”，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世界简史》里说：“没有一种鸟的飞行高度能够超过5英里，有人曾用飞机把鸟和昆虫带到高空，但还远未到达如此高度时，它们就已经失去了知觉。”这再次证明，我们通常对鸟的理解，与事实严重不符。

　　德国人爱造鸟屋，逼真的木头鸟屋遍布公园、树林，甚至阳台。鸟屋是开放性的，里面有食物、水。待鸟如上宾，鸟来去自由，这种待遇，在中国只有燕子才有吧？燕子把巢筑在屋檐下，有人还帮燕子筑巢，但燕子不住，它习惯了自己劳动，因而更赢得了尊重。麻雀专找房子里现成的窟窿当窝，这更增添了崇尚勤劳的乡村人的反感。而事实是，麻雀并非好逸恶劳，它们的巢穴只为繁衍后代、哺育幼鸟，成年麻雀都是在露天栖息。如此看，它们不仅淡泊，而且很有爱心。

　　我曾在阳台遇到一只小鸟，它跳进花盆里，旁若无人地啄食草籽，对藤椅上看书的我视而不见。第二天，它又来了。于是我刻意准备了小碟子，放了米粒和清水。第三天，它竟啄了几下米粒，还优雅地喝了几口水。这令我欣喜不已。不过我们只有这三面之缘。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一只鸟路过阳台》，一只小鸟帮我阐释了自然、和谐、尊重，更阐释了自由。我觉得人与鸟，乃至人与人，关系就该如此。我希望，当有一天我再问朋友，你为什么不养一只鸟？他会说：“鸟不应该关进笼子，鸟需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