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书房尚在初萌或象征的状态，它可能只是家中的一个小书架，一张小书桌，床头柜上的一个小书立，甚至只是少年书生四处求学时，背在肩上的一个大书包，或者只是堆放在枕边的一堆学习资料。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而言，书房的雏形已经显露出来，他需要在那里完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梳理纷乱的思绪，消化每天获得的所见所闻，学会独立思考。这样的书房或曰准书房，是他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地方。

　　成年之后，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为了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都需要接受终生教育的理念，都需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书房几乎成了当代文化人的标配。稍作回想，许多人工作一天之后，一定有过那样的经历：疲惫地回到家中，安顿完生活中的琐事，缓步来到书房，选一个舒服的姿势落座，沏一杯清茶，舒一口长气，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或闭目养神，或翻开书本，或打开电脑，或摆上笔砚。生活频道的调换，不但可以得到一时的清心自在，还可以帮助你整理思绪，知识充电，预备功课，修复创伤，增强自信，以便走出书房时，能够神清气爽，焕然一新。对书生而言，书房的调节功能，一定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进入老年，书生开始逐渐远离主流社会的舞台。此时的老人，需要面临三退：工作岗位要退休，社会活动要退出，家庭地位要退让。那么退到哪里才是最佳选择呢？其实一个人的老年生活，各有所好，各有追求与无奈。我觉得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遁入书房了。但实现这一步并不容易，从年轻时开始，就需要有所准备：一是尽早养成阅读的习惯，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这样进入书房，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二是尽早养成藏书的习惯，积年累月，有计划地保存不同时期的图书与资料。如此构成的书房，才名副其实。三是书房的功能不仅在收藏有价值的书，更重要的是收藏与你相关的书，记录你与那些书的故事，这样的书房，才会有浓浓的暖意。四是书房的藏品不单是图书，还有几十年留存的物品：每一本笔记，每一件杂物，每一张照片，每一段留言，每一个纪念品，甚至一张纸条、一枚印章、一行签字，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印记，有了它们的存在，书房才有了个性的意义。

　　书房建设，有了环境的准备还不够，还需要有心境的承接。常言“让我们诗意地栖息！”诗意的基础，需要心态的平和，需要心灵的净化，需要消解各种变化带来的焦虑，需要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得到良性的调整、重塑与完善。不过真正做到“诗意地栖息”谈何容易，经过漫长的人生旅程，我们是否依然保持着应有的书生本色？往日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我们是否还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滚滚红尘中，经常会听到一些人的口头禅：“工作太忙了，将来要如何如何。”现在，你孤独地坐在书房中，旧日的种种计划与思考，往往会化成支离破碎的断想，纷纷涌现，不可抑制。弄不好，还会搞得抑郁顿生，寝食不安。如此下去，该做不了的事情，还是做不了；该坐不住的椅子，还是坐不住；该做不出的文章，还是做不出。总之，如果不能使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心灵的避风港，我们的书房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那还真不如起身走出去，找点别的事情来做。

　　此时，我想到沈昌文先生的老年生活。他在职时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退休后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还做了许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被誉为当代“新老年”的代表。关于他的书房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沈先生退休时有两处住房，它们分处京城朝阳门南小街的两侧，一套位于街东的赵堂子胡同，另一套位于街西的西总布胡同，两者之间，大约有几百米的路程。房屋的格局陈旧，使用面积都只有几十平方米。沈先生开玩笑称它们为一房、二房，街东的一房用于居住，街西的二房用作书房。二房里摆满了不同规格的书架、书柜、书箱，彼此的间距很窄，走过时几乎要侧身。室内的家具很少，主要有一个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弹簧床，还有电话、电脑、传真机、复印机。沈先生说，他退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养成作息时间：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天还没亮，他就会从一房中走出来，穿过南小街，来到二房，开始忙活起来：煮咖啡，整理书架，上网，写作，下载资料，收发邮件、传真，打印重要文章。到了七八点钟，他出去吃早点后回到二房，躺在那张弹簧床上小睡一下，再接着工作，抑或去大块文化、三联书店、海豚出版社办事。中午他在街巷中找一处洁净的小馆，点一杯啤酒、一碗羊杂碎之类的东西，独自享用，然后回到一房休息。下午继续去二房工作，或者去书店看书、买书，参加各类读书活动。晚上除了约见客人，一般要在九点钟以前安睡。

　　按照这样的作息时间，沈先生从65岁退休开始，一直持续到90岁离开这个世界，大约度过了25年的美好时光。总结一生的经历，官方称他二十几岁进京，从事出版工作六十年，成为一位优秀的出版家。这里的“六十年”，自然包括沈先生退休后，在二房里工作的二十多年了。在那里，沈先生边养老边做事，完成的业绩，丝毫不逊色于退休之前的成就，成功地延续了一位出版家的职业本色。比如，他由《读书》杂志主编退下来，成功地策划了《万象》杂志的出版；还组织策划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许多好书。沈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乐于扶持晚辈的工作，但不要把我当成领导，我只是一个助理编辑。”实际上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充任了一位总编辑的角色，从确定出版方向、选择书稿、组织作者，到终审书稿、设计版式、确定装帧等许多案头工作，甚至到图书馆中查阅资料，从国外带回好的版本。他真正实现了退休前后，出版职业的无缝衔接，同时也做到了从办公室到书房的完美过渡。

　　人总是要老的，总结沈先生的二房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65岁到75岁，沈先生经常说：“我还有力气，可以帮你们多做一些事情。”那时他书房的布局，完全是在职时总经理办公室的延续：一叠叠文件夹摆放在那里，其中有重要资料、信件，还有书房藏品的目录；书房中的书柜、书架上，都标注着收藏的内容，其中除了图书之外，还有许多稿件、审读意见、专题研究。有些书柜是锁着的，里面存放着一些“内部资料”。二是75岁到85岁，沈先生开始说：“我老了，精力不济，更多的时候，只能给你们拍拍手，站脚助威。”十年之中，他开始有计划地为自己的书房做减法：先是清理出许多书的复本，不断送人；接着他按照藏书的分类，比如许多工作用书，他也开始成批送给需要的人，我就收到他100多箱此类杂书。对于他的许多信件、原稿、审稿意见等资料，他十分珍视，处理起来也很慎重，几次说要全部交给我，但迟迟没有拿出来，只是在编他的著作时，他说：“编好书后，原件就存在你那里吧。”但后来他清理书房时，还是流出一些文字材料，市场上可以见到。三是85岁到90岁，沈先生的身体日渐衰弱，二房中的故事越来越少，最终他连跨过那条南小街的力气也没有了。

　　退休后的25年间，沈先生在二房中完成著作：《阁楼人语》《知道》《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师承集》《师承集续编》《八八沈公》。当老人家89岁时，我想再编一本书，为他90岁祝寿。沈先生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那几箱资料你们都拿走吧，整理好再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