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珍·辽宁古籍新闻|战争并未阻断南北文化交流

省图藏蒙元刻本《学易记》,印证南宋社会状况——

战争并未阻断南北文化交流

辽宁省图书馆藏《学易记》。

古代书籍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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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要

  不论是版本价值、学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的《学易记》都无比珍贵。这本与《易经》相关的古籍,不仅反映了700多年前北方地区“易学”研究状况,还在无意中记录并见证了一个时代,即忽必烈“中统”时期的开启,以及这个时代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历史史实。

  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蒙元时期刻本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元朝建立。在此之前,忽必烈已于1260年继承蒙古汗位,定年号为“中统”。也就是在这一年,由李简撰写的《学易记》正式刊刻,这套古籍也成为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蒙元“中统”刻本。因为“中统”年间保留至今的古籍较为罕见,因此,在版本学专家的眼中,这套《学易记》十分珍贵。

  “之所以能确定《学易记》为‘中统’年间刻本,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李简留下了明确的年份记载。”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

  在《学易记·原序》中,李简提到“中统建元庚申”,具体年份指的就是“中统”元年,也是南宋景定元年,即公元1260年。

  《学易记》的作者李简在史料中没有太多记载,只在《学易记》序言部分,有他的自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

  李简是信都(今河北省衡水市)人,生活在宋、金、元相交的历史时期。大约在1240年前后,李简居住在山东莱芜,在此期间,他对《易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两年后,他从莱芜来到100公里外的东平。到了东平后,他又围绕《易学》博览群书,并与当时一些研究《易学》的北方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后来,李简又来到泰安。在这里,他“遂取向所集《学易记》观之”并重新进行了修改。

  通过上述这些时间节点,不仅可以窥探李简的行动轨迹,还可以知道从钻研易学到最终成书,李简至少在这本《学易记》上花了20年的时间。

  和我省珍藏的很多古籍一样,这套《学易记》从刊刻至今,也经历了颠沛流离。明末清初,这套书曾被大藏书家叶树廉收藏,在书上钤有“石君”“朴学斋”的印章。清朝中期,这套书进入清宫“天禄琳琅”阁,书上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藏书印。后来,宣统皇帝溥仪将这套书带出清宫,《学易记》先后在天津、长春等地收藏。

  刘冰表示,上世纪50年代,《学易记》一分为二,现在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只是《学易记》的前半部,而这套书的下半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北方地区的易学研究观点具有多元化

  《学易记》这套古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谢辉研究元代易学多年,他告诉记者:“简单说,《学易记》是一本集合多方学者关于《易经》观点的著作。在书中,李简没有陈述自己的易学观点,而是通过集合他人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历史上,《易经》的研究者众多。很多人认为,元代在易学研究史上是一个没有建树、毫无成就的年代。“并非如此。实际上,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对周易的研究成果在元代时期迎来全面繁荣和飞跃式发展。”谢辉表示,透过《学易记》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北方地区不仅易学研究者众多,而且通过书中观点的采集,能够窥视当时的南北文化交流畅通。

  首先,《学易记》糅合了北宋、南宋、金等朝代多位易学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文化的交融。谢辉表示,李简的《学易记》是历史上为数不多采取“集结体”注解《易经》的著作。在这套书中,李简一共选取了张特立(金朝)、程颐(北宋)、朱熹、杨万里(南宋)等64位学者的观点,如此广博的《易经》观点集合于一套书,这是较为少见的。

  李简生活在北方地区,处于宋、金、蒙元战乱不断的年代。他能收集到很多朝代的观点,尤其是南宋学者的观点,说明当时虽然势力割据,战乱不断,但并没有阻断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其次,《学易记》中弱化了朱熹易学研究观点,表明北方地区学者易学研究观点的多元化。南宋时期,南北方对《易经》的研究情况并不相同。相较于北方地区,南宋的《易经》研究者众多。谢辉说:“国内有权威学者进行过统计,北方地区研究《易学》的著作数量仅是南方地区的1/10。”不仅如此,南宋对易学的研究深入且全面,并多遵从朱熹易学观点,而北方地区并不是这样,李简的《学易记》就是这一情况的最佳例证。

  “《学易记》虽然是一套集结体著作,但在选取的观点中,李简并不是简单的观点堆砌,而是经过了剪裁去取,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倾向于继承汉唐旧书以及北宋程颐易学观点,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南宋学者那样,完全遵从朱熹易学观点。”谢辉说。

  有一张纸币叫“中统元宝交钞”

  公元1260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了首个年号“中统”。虽然“中统”这个年号只存在了4年多即废止,被忽必烈的另一个年号“至元”所取代,但在历史上,“中统”还是留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带有年代印记的文物。除了刊刻《学易记》外,较为有名的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中统元宝交钞”。

  “中统元宝交钞”是元朝最主要的一种纸币,面额分为十文、二十文等。据《元史·食货志》记载,“中统元宝交钞”始于中统元年,结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一共使用了27年。

  锦州市博物馆收藏一块“中统元宝交钞”铜钞版,就是上述这段历史的明证。考古专家推算,这块铜钞版的刻印时间是1276年至1287年之间,也就是说,这块铜钞版的“出生”时间已近于“中统元宝交钞”的结束时间。

  那么,忽必烈为什么要在即位之初就推行纸钞呢?这主要是受宋、金纸钞的启发与影响。

  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之后,南宋出现了“关子”“会子”等纸币,金朝则出现了“贞祐宝券”等纸币,这些都为忽必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提供了经验。

  北宋交子这种纸币的出现,不仅便于百姓携带,方便了商业往来,而且因为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流通,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比现钱具有较多优势,所以后来的朝代开始效仿,纷纷推出各种名字不同的纸币。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纸币所具有的优势,忽必烈广为推行“中统元宝交钞”,这段时间也正是元朝纸币流通的黄金时期。

  据史料记载,在这“黄金20年里”,元朝每年纸币的发行量较为稳定,因为具有权威性,元朝民间有了“视钞重于金银”的说法。不过,此后几十年,这些纸币从最初的轻微通胀,到最后币值大幅下跌,最终,这些纸币和元朝政权一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小讲堂

  什么叫“双鱼尾”?

  在古籍《学易记》的基本数据资料中,有这样的描述:“版框高22.2厘米、宽17.1厘米,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那么,这个“双鱼尾”指的是什么呢?

  通俗来讲,“鱼尾”是古籍的版心中间用来当作折页基准的图形,主要是用来标示中缝线。因为这些图形很像鱼的尾巴,因此得名“鱼尾”。根据形状和使用不同,鱼尾分为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对鱼尾等几种形式。

  这些鱼尾具有美观和实用双重作用。宋代之后的一些古籍刻本中,有些鱼尾不只用于书口,有些还用在书内的标题、曲牌等上面,成为突出重点的一种标识。

  新视角

  一本古籍背后的 纷杂历史

  朱忠鹤

  在采访古籍《学易记》的过程中,相较于这套古籍丰厚的内容,更能引起我兴趣的,是隐藏在这套书背后的丰富的历史信息。

  《学易记》的刊刻有意或无意地踩中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260年。就像我在正文中所写,这一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创立大蒙古帝国,年号“中统”,也正是在这一年,忽必烈这个开疆拓土且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纸钞。

  这一年也是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创立的帝国与南宋激战正酣。居于长江之南一隅的南宋已经显示出颓态,虽然很多人已经预感到了南宋将要迎来的惨烈结局,但没有人会准确预测到亡国时间会是在20年后。更没有人会想到,在1260年这一年成为南宋进士的陆秀夫,会是那个抱着南宋王朝年幼皇帝同时坠海、共同结束自己和大宋王朝生命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请求杀掉南宋大臣董宋臣。因为在蒙古军大举南侵的危急时刻,董宋臣不仅不鼓舞士气,研究如何积极应战,而是向正在焦虑的皇帝提出尽快迁都。让文天祥气愤的是,对于这个荒谬的提议,朝堂之上竟然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倍感失望的文天祥一再哀叹,于是在这一年请求去职回乡。

  公元1260年,这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绝非上述几个。

  正是因为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学易记》,我们才有机会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将这些原本已经消散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进而勾勒出一幅风云激荡的历史图景。这,正是古籍的重要历史价值。

  相较于现代书籍,古籍文字的晦涩难懂可能会让一部分读者觉得陌生与疏远,但沉下心来,我们总会在古籍上找到一些时间印记,而这份印记犹如吉光片羽,让我们沉浸其中。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手握这些碎片,去打开另外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子。

校对:李莹

责编: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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