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珍辽宁古籍新闻丨编修这部书为何用了一个半世纪

省档案馆藏《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背后暗藏一个问号——

编修这部书为何用了一个半世纪

  省档案馆藏《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卷一中,黄色框内标的是清太祖名字“弩尔哈齐”。

  省档案馆藏《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文本。

  本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在清乾隆年间送至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尊藏的皇室档案如今藏于辽宁省档案馆。2015年,省档案馆藏古籍中的满、汉文《清实录》《清圣训》《清玉牒》等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目》。其中《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编修始自沈阳,在乾隆年间定稿后又送回故地,经过多次反复编修,见证了清初100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同时,因为多次编修,这部实录成为抗战时期文人论战的焦点。

  壹 篇幅最短的清实录

  《清代皇室档案展》是省档案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观众可以在这里领略曾经藏于禁宫深处、秘不示人的清朝皇室多种类型的档案。《清实录》是颇受观众关注的展品。

  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虹告诉记者:“目前,省档案馆已有4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包括满、汉文《清实录》《清圣训》《清玉牒》《无圈点字档》等共9599册,占省档案馆藏全部古籍总量的83%左右。”

  清朝12个皇帝都编有实录。编修始自沈阳的、记录努尔哈赤的《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是其中最短的一部,包括首卷3卷实录10卷。之所以说它最短,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短小的根本原因是史料的缺乏,也正是因为缺乏更充实的文字史料,清太祖实录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编修的次数创下了清代历朝实录之最。

  省档案馆藏《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被称为大红绫本。清代前十朝实录修成之后,共抄录五部,按装帧的样式和开本大小分为大红绫本(二部)、小红绫本(二部)、小黄绫本(一部)。曾经藏于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崇谟阁的是大红绫本,现藏于省档案馆,这部实录仅有满、汉两种文本。称其为大红绫本,首先是书的封面装裱采用的是红色织锦,装帧华丽。其次是指书册的开张大。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曾经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传世清廷刻书纸张进行研究。他们通过比较分析,证明一度被称为“开化纸”的清廷书籍用纸,是来自安徽泾县的纯青檀皮纸,即“泾县榜纸”,非常名贵。这是一种选用青檀树皮制作的宣纸,直到今天,这种纸张仍以吸附性强、不易变形、抗老化、防虫蛀、寿命长,及薄、轻、软、韧、细、白六大特点,为纸张中的上品。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装帧采用的是蝴蝶装。”张虹介绍说,采用这种古籍装订方式,虽然不适合长时间翻看,但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反映出编修者对于这部实录有更强的尊藏意味。

  贰 反复重修的原因是史料缺乏

  张虹说:“经验和原始档案的缺乏,是困扰史书编修的顽疾,对于编修清王朝的创立者、来自莽莽山林的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的实录更是如此。”

  已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薛虹考证,清太祖实录的编纂至少在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以前便已经进行了。据介绍,清太祖实录应有5个版本,形成于清初各朝。

  崇德元年(1636年)编修的版本命名为《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之所以称为“武皇帝”,是因为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为努尔哈赤定的谥号为武皇帝。目前存世的汉文本共3部4卷4册,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学者判断,这三部实录已不是皇太极崇德元年的版本,而是清顺治年间编修清太祖实录的底本和两部底本的抄本。这一判断反映了顺治年间重修清太祖实录的情况。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多尔衮命修太宗实录,同时重修太祖实录。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又令大学士勒德洪、明珠重修太祖实录。关于重修的理由,勒德洪在奏文中说:“今臣等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未有御制序文及进呈表文凡例、目录至文字等项,俱与实录体式不合……将太祖高皇帝实录,照太宗实录体式,恭加重修。”经过3次编修才修订完毕。这个版本正式定名为《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是因为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又为努尔哈赤增加了谥号,多了睿、弘文、定业、高6个字。

  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皇帝下令校订清太祖实录,此次校订在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成书,书名和卷数与康熙重修本相同。

  不过,关于清太祖史事的整理却没停止,在《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八中记有:“太祖实录战图八册七十七图数误……乾清宫所藏太祖实录战图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这次编修的是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完成后,“一贮尚书房,一送盛京尊藏。”

  最终,经历5朝,关于努尔哈赤的实录形成了崇德本、顺治本、康熙本、雍乾本及《满洲实录》5个版本。省档案馆所藏《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为雍乾年间校订本。

  清太祖实录的编修持续时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史学家都在感叹,这在目前已知历代实录的编修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为后来的论战埋下伏笔。

  叁 从弩尔哈齐到努尔哈赤

  查看《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图片资料,可以看到在卷一的页面上,黄绢掩盖下,清太祖姓“爱新觉罗氏”讳“弩尔哈齐”的名字清晰可见,这与我们熟知的努尔哈赤不一样。查看崇德元年编纂的《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本,其汉译名也是“弩儿哈齐”,这说明,弩尔哈齐名字是得到他儿子皇太极认可的。此外,省档案馆现存雍正十一年(1733年)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玉牒》,清太祖名也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弩尔哈齐”。

  其实,努尔哈赤这个名字虽然不被他的亲属认可,却也有历史渊源。明代文献中多将清太祖的名字译写为“奴儿哈赤”,并且屡屡见之于《明实录》记载,如“(万历十五年十一月)……至猛骨孛罗已叛而从逆,奴儿哈赤益骄而为患,乞行巡按查勘,相机处分。”

  此外,其他明朝人的著述,也都将清太祖汉名写作“奴儿哈赤”,如明代理学家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11中《奴儿哈赤列传》:“奴儿哈赤,故王台部也。”

  关于明朝作者对清太祖名字的译法,《清皇室四谱》作者唐邦治认为:“高皇帝,名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译名第一次出现。

  但是,查看近现代关于努尔哈赤名称的由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查到了萧一山和孟森这两位我国公认的清史研究奠基人。他们都经历了溥仪投靠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帮助日本侵略者瓜分东北的黑暗时刻。两位清史研究专家不可能看不到《清实录》中关于“弩尔哈齐”的文字,但他们仍然选取与明朝基本一致的称谓,译为“努尔哈赤”应该就是冲着末代皇帝溥仪投降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洲国一事。

  历史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投敌叛国者钉在耻辱柱上,还会累及他们的祖先,他们甚至把《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经过多次反复修改一事重新提出来,认为《清实录》“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档案馆提供)

  小讲堂

  古籍的蝴蝶装

  蝴蝶装是我国古人发明的书籍装帧方式之一,现代人所见的书本样式便始自蝴蝶装。《明史·艺文志序》中有“文渊阁藏书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书皆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此即蝴蝶装也。”这段记载较明白地介绍了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

  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非常优美,故称“蝴蝶装”。虽然只用糨糊粘贴,不用线,却很牢固。

  这种装帧书籍的方式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然而由于蝴蝶装是向内对折,翻阅古籍时需经过两个空白的背面,翻两次才能看一页,另外糨糊固定的书面容易散落和招虫蛀,因而随着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在其基础上,我国古人又相继创造出了更多的书籍装帧方式。

  新视角

  学者曾痛批“实录”粉饰现象

  郭 平

  张虹说:“实录主要供日后修史,因其涉及朝廷机密,修成后皆藏于秘阁,只有入史馆供职者方可见到。”

  因此,最早从事《清实录》资料辑录工作的是乾隆年间进士蒋良骐。他利用在国史馆修史之便,抄录《清实录》及其他档案,按年编排成书,谓之《东华录》。

  1922年初,罗振玉从同懋增纸店购回部分档案,其中便有多种《清实录》的稿本,从而引起了当时学者对《清实录》的重视。他们开始整理和研究,在国内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东北的奉天(沈阳)和华北的北平(北京)。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贵安对这一时期《清实录》的研究和刊行做过专题研究,发表了《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一文。

  谢贵安注意到,最初两个《清实录》研究中心相辅相成的关系被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破。

  东北沦陷,山河破碎,最早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清实录》稿本收藏的罗振玉追随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投靠了日本侵略者。1933年10月,日本、伪满建立了“日满文化协会”,要影印《清实录》,想通过《清实录》的出版,塑造其傀儡伪满洲国“源远流长”的正统形象。

  伪满政府的成立已经令中国人民愤怒,伪满又借整理《清实录》来粉饰侵略,让更多的学者愤怒。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东北之文化侵略自来即与其武力侵略同时并进。”“盖为伪君主国体做宣传张本耳。”

  同时,学者把斗争矛头又转向了《清实录》的内容可信度上。他们不仅对整部《清实录》的粉饰现象进行揭露,而且重点对粉饰最厚的清前期实录与为末代皇帝溥仪写的实录《宣统政纪》开展揭露、抨击和批判,以粉碎伪满借《清实录》树立正统地位,借《宣统政纪》塑造正面形象的企图。

  揭露和抨击最有力的当数中国近代清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孟森。他接连写了数篇专门讨论《清实录》的文章,致力揭露整部《清实录》的粉饰现象。他针对1933年10月伪满与日本相勾结影印《大清历朝实录》计划,专门撰写了《印行清实录议》,指出:“清代实录则无一代不改,乃至后来修改,并无开馆敕修之明文;亦无正本存留之迹。为尊者讳,清之子孙,于计得矣,而所谓实录之名义则愈离愈远。”

  在《清实录》研究上,与伪满斗争的学者虽然在经费上捉襟见肘,但在考证《清实录》的错误和讳饰上成就斐然,伪满学者对此却难以招架,无人回应。

  当然,这场论战随着伪满垮台和抗战胜利而结束,《清实录》回归为历史研究基本课题。

校对:闫尚
责编:窦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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