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在我的书房中，存有一些成套的书。它们的称谓颇为混乱，有称文库、丛书、全集的，也有只列题目不列套书称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做一点研究可以发现，它们或刻意而为之，或约定俗成，或随性而为。总之背景复杂，非一语说得清楚。

　　此处单说一下文库与丛书的使用。我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是随意将它们等同起来，使用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区别。后来读到出版家王云五《最后十年自述》，他在80多岁时给员工讲课，其中第二讲专论“丛书”，给出三个观点：其一，在中国将文库等同于丛书，是他的首创。比如《万有文库》，最初命名为《千种丛书》，后来感到千种不足，才改为万有。至于丛书改称文库，王先生说，源于文库的英文是Library，兼有图书馆与丛书两个意思。其二，文库与丛书这两个词，中国古已有之。丛书之名产生于唐代，但名不副实或有实无名，真正与现代意义类同的丛书，始于明代的《汉魏丛书》。文库之名产生于宋代，《宋史·艺文志》有记：“金耀门内，有文库。”其三，王先生规劝文人要重视丛书的出版，并引张之洞的话调侃说：“人自问功德著作不可以传世，则莫如刊刻丛书以垂不朽。”

　　此处有几点说明，一是上述内容是王先生的讲话稿，其中有些引文并不是准确的原文。比如他引《宋史》一句，原书中未查到，我国典籍中亦鲜见“文库”一词，宋代建金耀门称“文书库”，实为国家档案库。二是王先生引用张之洞之言也不准确，在《书目答问》原话中，并无“丛书”二字，张之洞写道：“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三是上世纪20年代以降，王先生还在商务印书馆编过另一套文库，即《东方文库》82种100册，续编50种，内容为选编《东方杂志》各期中重要文章而成。

　　近日见到西书收藏家王强，我向他请教：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文库与丛书有区别吗？他说当然有。首先就高下而论，文库在上，称Library，偏重于图书馆之义，如《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文库的出版更为规范，更有计划性，更注重经典的推出与再现。丛书相对较弱，称Series或Collection，如《企鹅丛书》（Penguin Series）。丛书的构成比较随性，偏重于个性、时效性、普及性、文学性，收书数量或多或少，更为自由。不过如今《企鹅丛书》也有经典系列面世，堪称丛书之中的文库了。

　　有了上面的讨论，再回到我的书房中。暂且不论我们的观念偏重于何处，单说在我的存书中，有哪些以文库命名的书值得提及呢？还有哪些未以文库命名实为文库的书呢？

　　首先是较早的文库，我存有人民出版社暨东方出版社全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薛德震主编，分思想史、历史、文学史三个门类。这套书称文库名副其实，我很喜欢。其次是外国的文库，我存有几册《岩波文库》，开本太小了，这套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再有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我存有几十册，1966年开始出版。此书仿英国《人人文库》的名字，实则彼此的追求不同。主编王云五在序言中写道：“除与英国之人人文库比拟，且后来居上。关于新知识之介绍仍略仿英国家庭大学丛书。”到1979年王先生去世，这套书出版2200多种，此后还有延续。再者未称文库、实为文库的套书，我存有《古籍今注今译》《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牛津通识读本》。

　　我颇为看重的文库是《中国文库》，书房中存有近百本。此书由中国出版集团创编于2004年，旨在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文化与出版成果，分为六个门类，计划出版10集约1000种，至今大约出到第五集。组织者的做法是投入资金，从各个出版社遴选出优秀著作，统一装帧，再由原出版社用原版印刷出版，统一采购。这样的组织方式易操作，品质高，见效快。在聂震宁、李红强等先生主持此事时，曾经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几本书，我记得有《世界数学通史》《天学真原》《数学历史典故》。

　　在我的书房中，最重要的文库是《万有文库》《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前者出版两集4000种，中者出版六集不足400种，后者出版80多种。先说《万有文库》，我存有几十本，纸张已经泛黄，非常容易破裂，每次翻看，书桌上都会落下大大小小的纸屑，已经不能正常阅读了。它的存在只是一种象征，或是在查找资料时偶尔拿起，轻拿轻放。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图书馆运动刚刚兴起，王云五追随张元济、高梦旦诸君，以商务印书馆已有书目为基础，组织出版的一套大型文库，旨在“以全国全体图书馆为对象”，为他们配送优质廉价的书。参与编辑的人物，“友人有蔡孑民、胡适之、李石曾、吴稚晖、王亮畴、凌济东、秉农山、杨杏佛，同人有张元济、高梦旦、何柏丞、傅纬平、朱经农、竺藕舫、杨端六、郑心南、杜亚泉、段抚群、程寰西、李拔可、盛桐孙、何公敢、刘南陔、江伯训、冯翰飞、顾寿白、黄绍绪、高觉敷、陆侃如。”（《万有文库缘起》）按规模计算，《万有文库》是当时世界上品种数量最多的套书，《纽约时报》称赞它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万有文库》出版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组织工作极为困难，用纸很差，排版极密，但能让民众有书可读，出版人还在坚持，如今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见证，很值得我们后来者致敬。

　　大约在70多年后，我们追随前辈的文化精神，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参与的专家有陈原、王元化、任继愈、刘杲、于金兰、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策划人有杨成凯、陆灏、沈昌文。而整个工作推进，真正的操盘者或曰精神领袖，正是沈昌文先生。从1996年始，《新世纪万有文库》陆续推出六辑，沈公写了五篇序言，只有第三辑未写，原因说法不一。五篇要义：第一辑：“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他提出站在巨人肩上的理念。第二辑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不求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提出“菜篮子工程”的理念，即读书“不但要有主食，还要重视副食”。第四辑提出“向后看”的理念，“据我们浅见，造就一代新民，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前典，了解历史故实，掌握前人经验。”第五辑提出“保留书目”的理念，引陈原的话说：“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第六辑称赞“书香社会”的理念，称赞学习型社会的追求，但他叹息“我们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时值2003年。

　　2010年，北京海豚出版社创办《海豚书馆》，全套书分为6个子书系，总策划沈昌文、陆灏，专家有孙甘露、董桥、陈子善、葛兆光、傅杰、陆谷孙、朱绩崧。最初我的想法是为《新世纪万有文库》做续编，但陆灏提出“新文库版”的概念，他主张与此前的文库比较，我们的文库版要做得精致些、精巧些，故而提出大作家、小作品、小精装的出版理念。此时沈昌文先生已经80岁了，他带着我去上海组稿，还为我们写了一篇序言《海豚书馆缘起》，文字情真意切，至今读起来依然会让人泪目。

校对：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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