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像 为黄土质，掺草禾一类植物搅拌塑成，其大小同真人脸，眼球用淡青色圆饼状玉石镶嵌。从女神像背部断面及高高耸起的额头分析，女神像当时应该是贴附于女神庙的墙壁上方，以俯视状态示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

　　玉睛的背面和正面。

　　本报记者 吴 限

　　本期导读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重大考古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最重要的出土文物便是女神像。她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中华民族“母亲”的模样。她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世界：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祖，在榛莽中开拓，在自然中抗争，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3年12月6日子夜，北京大学朗润园里万籁俱寂。考古学家苏秉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太过激动，久久无法入眠。他披衣起身，推开窗户。浩瀚的夜空，深邃的天宇遍布满天星斗。他突然顿悟，想到刚刚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传来的有可能改写中华文明进程的重大发现，内心涌出不吐不快的冲动。于是，他摊开纸笔，给他的爱徒——此时正在牛河梁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写了一封长信：“自红山文化‘女神庙’发现以来，国内外震惊，尤其是出土了女神像，栩栩如生，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想象，日后复原起来，那将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所在啊……”写完这封信，他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此时，东方的天际已经露出朦胧的曙光。一个距今5500年，活跃在燕山南北、长城以外的文明古国，在他脑海中变得越发清晰。

　　苏秉琦为何会如此激动？这还得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说起。

　　1983年11月2日，天还未亮。由孙守道和郭大顺担任领队，方殿春、张星德等人组成的考古队，在位于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第二地点进行考古试掘，在发掘现场的西侧土层下，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一个呈圆状的陶件，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件文物不一般。伴随着手铲剥离泥土的细密声音，渐渐地，额头、眼睛、耳朵、嘴逐渐清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满天星斗下，一尊泥塑的女神像破土而出。

　　高度写实的女人头像

　　采访中，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这样评价：“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艺术高峰，那么，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艺术高峰。”

　　这尊女神像采用了真人大小比例的高浮雕形式雕塑，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最令人惊叹的是她的艺术表现力，既高度写实，又含有相当丰富而微妙的表情——嘴角微微上翘，好像微笑欲语，充满神秘。尤其是眼眶内嵌入圆形玉片当作眼睛，炯炯有神。

　　郭大顺回忆，女神像发现后，他们曾邀请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一位很有名气的教师来现场为女神像做复制品。尽管这位教师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当他看到实物后，还是大为震惊——女神表情极富动感，将似有似无的微笑凝固于一瞬间。复制这件作品远比给活生生的真人塑像更难，差一丝一毫都不会像。最终，这位老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女神像复制出来。

　　中央美术学院原教授、美术考古专家靳之林认为：“牛河梁女神头像是在写实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这说明当时的艺术工匠在雕塑技术和造型上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性，并已熟练地掌握泥塑人体艺术的基本工序和技法。她不仅应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与同时期其他文明古国的著名作品相媲美。”

　　郭大顺告诉记者，在原始社会，女神象征着生育、大地和收获，是一个群体和民族生命力、延续力的体现，受到先民的广泛崇拜。在世界艺术史上，女性雕像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早期，在欧非大陆以及中南美洲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都有女性雕像的出现。相比之下，在我国，关于祖先崇拜的女性雕像，一直以来缺少典型而明确的标本。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人物雕像艺术不发达，是以树立祖先名字牌位的方式作为崇拜对象的。而牛河梁女神像的出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我国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对女性祖先的崇拜同样占有主导地位。

　　她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红山女神”的发现，就像一把金钥匙，为破解红山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当年参加发掘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回忆，30多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手捧装着女神像的木盒，前往兴城拜见考古界泰斗苏秉琦。

　　苏秉琦非常仔细地观摩了女神像后，说了一句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女神像是由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当时的张星德听得真切，却似懂非懂。经过近40年的考古和研究，如今的张星德已是红山文化研究的资深专家。

　　根据考古专家和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记者捋出了红山女神与女神庙的来龙去脉。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形成了3个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为了方便理解，记者简称他们为“之字纹陶”族群、“素面陶”族群、“绳纹陶”族群。在距今6500年到5500年间，由于人口的扩张、迁徙，这几大族群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和交流。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素面陶”族群中的一支进入辽西，与辽西地区的“之字纹陶”族群发生碰撞和融合，促成了红山文化的形成。又经过了1000年左右，黄河中游的“绳纹陶”族群，战胜了“素面陶”族群，继而和红山文化碰撞、融合，从而打破了红山文化区域内原有族群的平衡。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女神庙和女神像应运而生。因此，张星德认为，女神像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说明红山先民为了避免冲突，寻找共存、秩序及和平，创造出了一个具有血亲关系的共祖形象——女神像。

　　郭大顺进一步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距今5000多年的各个文明古国中，像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这样出土大规模的泥塑神像群并无先例，红山文化女神像称得上是“海内孤本”。由于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女神庙又被认为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共同崇拜的先祖神庙，所以，这个女神像即可认为是红山文化的“共祖”，亦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手记

　　镶嵌在红山文化版图上的明珠

　　吴 限

　　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去？

　　红山女神像的出土，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5500年前祖先的模样。

　　考古专家从牛河梁发现的带有肢骨的女神塑件分析，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是有真实原型的，她是生活在族群中受万人崇拜、供养的母亲，而古代传说中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活动也在这个女神庙举行，所以考古学家郭大顺高度评价女神像：“她绝不仅仅是一件黄土塑造的艺术品，她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是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她是中华民族之神。”

　　如今，红山文化研究已走过百年时光，持续的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界已有的认知。由红山女神像引发的文明起源的探寻越发清晰起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的事实：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形成过程中，红山文化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历史的最大魅力就是它永远葆有秘不示人的密码等待我们破解。苏秉琦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辽西红山文化是原生文明。”更多的学者认识到，至少古华夏的一部分来自遥远的北方，尤其是红山文化中许多独创的文化元素，例如女神崇拜、坛庙冢、玉龙、玉凤等，都被后来的中原地区文明广泛吸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且延绵不绝。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提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的满天星斗，共同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而在这其中，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如此说来，牛河梁女神像则是镶嵌在红山文化版图上的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由她，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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