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纹大圆鼎 具有商代早期特征，没有铭文，铸有饕餮纹，纹饰庄严、神秘，结构严谨，代表青铜器图案最高水平，起醒目、教化作用。它是辽西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中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具有重要价值。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制图 隋文锋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期导读

　　1977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了一件商代早期大鼎——饕餮纹大圆鼎。这是国内出土商周圆鼎中较大的一尊，铸造时间距今约3200年，比河南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妇好圆鼎还要早。大圆鼎上虽然没有铭文，但铸有饕餮纹，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为研究辽西地区商周时期历史打开了新思路。

　　辽西发现多个青铜器窖藏坑

　　1955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马厂沟村一名农民在耕地里挖出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件事震惊了考古界。随后，考古人员在朝阳地区又发现了多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朝阳地区发现窖藏青铜器的重要时期。青铜器窖藏种类有鼎、盂、壶、盘、尊等，大部分器形表现出西周初期青铜器的特征，少部分是商代末期的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告诉记者，1977年，在朝阳地区马厂沟以北的大凌河西岸小波汰沟，同一地点出土了两个窖藏青铜器坑，共出土青铜器12件。其中一件饕餮纹大圆鼎不仅高大，而且时代早。它通高86厘米，重50多公斤，大立耳内有槽沟，深腹下垂，上腹有花纹带，铸平雕兽面纹，即饕餮纹。无论器物形制还是花纹，都具有商代早期特点，是商代青铜器。这是已知辽西地区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中最大、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遗憾的是，圆鼎上没有铭文。

　　朝阳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起源早、中原风格浓厚，又兼有地方特色而成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窖藏青铜器的出土，表明商朝在北方有强大的势力，其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今天的东北。

　　辽西地区为什么会发现这么多窖藏的商周时期青铜器？郭大顺认为，辽西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仅是“与夏为伍”的强大方国，而且已掌握铸造青铜器的技能。随后，这里又发现了魏营子文化遗址，进一步证实，这一地区文化未出现断裂，有连续性。另外，辽西还不断发现商到西周早期的墓地，有的墓葬有商周青铜器随葬。所以，在商到周初这段时期，辽西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铸饕餮纹是为了教化后人

　　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熟知的动物纹。这些纹饰涉及的动物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和昆虫，如犀牛、象、熊、蝉等；其二为现实中虽不存在，但古代文献中有记载的神话动物，如饕餮、肥遗、龙、虬等；其三为动物纹的变形，如目纹、鳞纹、重环纹、蟠螭纹等。在诸多的动物纹中，最显赫也最为特殊的首推饕餮纹。

　　饕餮，传说中一种特别贪吃的怪兽。《山海经·北次二经》中介绍其特点是：“其形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饕餮就是这样一个贪吃不知餍足的形象。

　　饕餮纹，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也称兽面纹，最早见于距今50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虎等动物的特征，由目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几个部分组成，面目夸张，结构鲜明。人们正是利用这些特征突出了醒目、教化的目的。

　　饕餮纹饰作为鼎的固有纹饰，一直与鼎相伴。夏、商、周之后，鼎作为食器退出了生活舞台，但它作为礼器与祭器代代传承，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之一。后来，又衍生了一个成语叫“钟鸣鼎食”，用来形容那些贵族诗礼之家。饕餮则成为戒贪形象的代言人。之所以古人选择将饕餮纹铸造在鼎上，其实，是为了教化后人：不可贪食过甚。

　　饕餮纹大圆鼎上的饕餮纹，结构严谨，制作精巧，境界神秘，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

　　专家研究发现，饕餮纹表现在鼎上的最原始形式，只是一对圆泡状乳钉，以表示兽面的双目，后来逐渐增添鼻、角、口、耳、眉，成为器官齐备的兽面。眼目是它的主体，应当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标准的兽面纹，也有了兽面纹的简化形式眼目纹。

　　有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饕餮纹并不仅仅是一种兽面纹，饕餮当为天神或太阳神之属，饕餮纹中对眼睛的强调，正是其作为太阳神被崇拜的表现形式。

　　青铜器承载着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是寻找古代文明的重要途径。青铜器上面铸的纹饰是古代文化及审美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古代真实生活的写照。在古代，饕餮纹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其不仅有着庄重的祭祀功能，而且还是统治阶级威严的象征。

　　有可能是燕侯赏赐之物

　　有考古专家告诉记者，这几批窖藏青铜器虽然以西周早期为主，但有不少是介于商末周初之间的，有的可以明确断代为商代晚期，而小波汰沟出土的饕餮纹大圆鼎的铸造时间更早。

　　资料显示，在马厂沟出土大量青铜器后，中国文字学家唐兰、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中国古文字学家陈梦家3位专家就注意到，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商代文化特征。

　　郭大顺回忆说，唐兰几次与自己通信。他认为，这些青铜器的出土，证实辽西喀左一带是商代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孤竹国，这是从实物角度来印证文献记载的孤竹国。而陈梦家把燕地（今北京地区）出土的有商族族徽的西周青铜器与马厂沟出土的青铜器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青铜器都属于一个类型，都是殷商遗民的器物。

　　“这3位专家的解读十分有助于解决为什么辽西窖藏青铜器中总包含着浓厚的商文化因素。”郭大顺说，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燕国国君。辽西当时属于燕国的领地，燕侯把部分青铜器赏赐给住在这里的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因祭祀而埋藏。

　　郭大顺告诉记者，考古发现，在商代晩期到西周初期，辽西有一支独立的文化类型——魏营子文化，其中心分布区在大小凌河流域。研究发现，魏营子族群与这些青铜重器共存，可能是这些器物的使用者。

　　对这些青铜器，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有更深入的思考，他把它们与早于它们2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苏秉琦提出，在辽西地区可能会存在与窖藏青铜器同一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这里的坛、庙、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把距今3000年前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与距今5000年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相联系，为辽西地区窖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我国著名的三大商代名鼎

　　杨 竞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

　　我国最有名的商代鼎有3尊：后母戊鼎、饕餮纹大圆鼎、妇好圆鼎。这3尊鼎知名度都很高，是商代铜器中的重量级文物。饕餮纹大圆鼎铸造时间距今约3200年，比铸造时间距今约3000年的后母戊鼎、妇好圆鼎都要早。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市武官村，而妇好圆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这里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而出土于辽宁朝阳喀左的饕餮纹大圆鼎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不在商王朝帝京地出现的大铜鼎。

　　从重量上看，后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口径116厘米，器重875公斤，是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重的。饕餮纹大圆鼎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重50多公斤，也是国内出土的较大商代圆鼎。妇好圆鼎通高29.5厘米，口径25厘米，重7公斤。

　　从铭文上看，后母戊鼎的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字样，故以此命名。此鼎因大而精美的外形，被誉为“青铜器之冠”，也是我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著名的四足方鼎。而妇好圆鼎的口沿下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饕餮纹大圆鼎则没有铭文。

　　从工艺上看，后母戊鼎、饕餮纹大圆鼎、妇好圆鼎3尊鼎的纹饰风格与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工艺精巧，都是鼎中精品。

　　从名气上看，后母戊鼎比饕餮纹大圆鼎、妇好圆鼎名气要大得多。最初，郭沫若根据铭文命名为“司母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此鼎更名为“后母戊”，即商王为母亲戊作的祭器。另外，后母戊鼎传奇的流传经历，也为其增添神秘色彩，让人津津乐道。相传最初为挖掘锯掉一耳，后遭日军抢夺，又被迫使用调包计骗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准备将其掳往台湾，因太过沉重而放弃。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从南京调往北京。如今，后母戊鼎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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