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刃青铜短剑 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战国墓出土，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剑身与剑柄分体组装，中间有柱状脊，剑柄由黄金制成，柄端装有重物。研究发现，曲刃青铜短剑是北方族群使用的形制特殊的礼器，从西周中晚期直到汉代的八百多年间一直存在。它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 吴 限

　　本期导读

　　多年来，一种曲刃青铜短剑不断出现在我省考古工作者的视野中。其形制独特，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冶铸的青铜剑样式迥异。其来历神秘，究竟是本土冶铸，还是中原传入？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终于有了答案：这种短剑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武器，是礼器，被统称为“东北系青铜短剑”。

　　我省出土大量“东北系青铜短剑”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辽宁各地相继出土一种形制特殊的青铜短剑，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就出土了300件。

　　这种剑的特点是剑身与剑柄分体组装，两侧剑叶呈单曲刃，普遍有突出的节尖和束腰，剑身中间有柱状脊。剑柄呈T字形，有木质的、铜木复合的，还有黄金的，剑柄端有用石、铁矿石、陶泥等制成的加重器。考古学家称之为中国东北系青铜短剑，也叫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剑、琵琶形短剑等。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曲刃式样的短剑，与中原青铜剑的形制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春秋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青铜剑都是一体铸造的，剑柄和剑刃在一个模子里连体浇铸出来，之后去除毛边，打磨锋利，就可以使用了。东北系青铜短剑则是将剑柄、剑刃分开制造，并且剑刃铸成曲线状，甚至呈现一种琵琶形，所以称为曲刃短剑和琵琶形短剑。”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东北地区出土了300件曲刃青铜短剑，朝阳地区出土最多，总数超过100件，其次为大连地区，有80多件。不仅如此，研究发现，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系青铜短剑一度在东北亚地区呈现了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从西周中晚期直到汉初的800多年间，其古朴的形状和明显由其演化而来的短剑在很多遗存中都有出土，它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青铜剑样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铜短剑的主人是北方族群

　　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使用方法以刺为主，同时兼有砍、劈的使用方式。与中原文化相比，北方的游牧民族更注重短兵器的使用，采取以短剑、刀为主战武器的骑兵作战。骑兵作战运动速度快，装备简单，作战方式随意性更大。有学者由此提出，这种青铜短剑的使用者是北方族群。当时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古族有秽貊、山戎、东胡、真番等族群，这些古族可能是曲刃剑的使用者，而且实力强大。

　　在此基础上，学者普遍认为东北系青铜短剑是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物。除了用于狩猎和征伐外，在当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玉冰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东北系青铜短剑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剑身短、分体组装，这不利于刺、劈等打斗动作。所以使用人群有可能是游牧民族，也有可能是渔猎民族，目前尚无定论。

　　可喜的是，这种青铜短剑伴随出土的文物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东北系青铜短剑使用者的具体形象。在朝阳市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地，考古人员发现一组人面铜牌饰，造型为扁平脸，通天鼻梁，大圆眼。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文化馆藏有一件青铜阴阳剑，剑柄上正反两面分别铸造了男女人像。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北方蒙古人种特征，实证短剑的主人为北方族群。

　　华玉冰告诉记者，从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新民北崴遗址、抚顺甲帮石棺墓葬出土的3柄曲刃青铜短剑来判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剑叶后段瘦长，相对年代更早，断代为西周晚期。他认为，从文化背景看，辽河中部平原区与辽西、辽东地区联系密切，具备创造这类短剑并同时向两地传播的条件。结合文物出土地点推断，以沈阳为中心的辽河平原区为曲刃青铜短剑的制造中心。

　　华玉冰指出，辽宁地区在历史上是联系东北腹地、中原内陆和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东北系青铜短剑发源于辽宁，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则顺理成章。从战国晚期开始，中原政权相继在东北地区南部建立郡县，加剧了文化融合。由此，辽宁地区原住民文化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进入大规模冶炼铁器时代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这意味着显赫800多年的东北系青铜短剑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以变体形式在周边地区延续发展。

　　东北地区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

　　华玉冰分析，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铸剑工艺的不断提升，西周时期士大夫阶层逐渐兴起佩剑之风，他们对于青铜剑的装饰性更加看重。一把上好的青铜剑就像今天的奢侈品一样，鎏金、错金银、镶嵌等装饰手段被应用到青铜剑身上，以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这样的青铜剑已不仅仅是一件兵器了，而是一种礼器。这从郑家洼子一座墓葬中出土了3件青铜短剑的情形就得以证明，只有尊贵身份才有资格随葬如此贵重的短剑。

　　郭大顺也持同样观点。他分析，从青铜短剑的剑身与剑柄分离的特点判断，它可能不是实用的武器，而是重要的祭祀用的礼器，还很可能是宗教的法器。他解释说：“2011年，在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发掘出土过一件罕见的金柄青铜短剑，年代距今约2500年。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把剑的剑身是青铜的，剑柄是金的，剑身插入剑柄。”

　　为什么要这么铸造剑？郭大顺认为，从武器的角度看，这样的构造肯定不是出于实用，因为这样铸造出的剑在打斗中不够结实。“我推测或许这种剑并非一般的武器，可能是作为剑主人身份象征的礼器。”郭大顺说。

　　华玉冰进一步分析，东北系青铜短剑最初可能是实用器，后期向礼器转化。从东北系青铜短剑制作到进化的功能来看，应该不是为了考虑实用，而是出于礼器的功能。另外，青铜短剑在东北流行800多年的时间里，形制上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从武器和实用的角度看，这并不合理。那只剩下一种解释：这种剑不是武器，而是一种礼器。

　　郭大顺说：“青铜武器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其文明层面的意义远远大于军事层面，是东北地区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一些用黄金等作为装饰的双侧曲刃剑以及异形戈等武器，如黄金双侧曲刃剑既可能是战场上的指挥剑，也可能是大型活动时的一种礼器。这种青铜剑可能在更多的时候起到的是仪式性的作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制图 隋文锋

　　手记

　　一根“铁条”打开沈阳青铜文化历史

　　吴 限

　　郑家洼子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因为这里地势低，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故得此名。

　　1958年， 郑家洼子村民取土时偶然挖出了一根“铁条”，感觉像是一把古剑，就向相关部门上报了此事。后经考古专家鉴定，这根“铁条”竟然真的是一把青铜短剑，而这也是沈阳地区首次发现的青铜短剑。

　　1958年的这次发现，只是掀开了郑家洼子地区历史的一角。7年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14座墓葬，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编号为6512号墓葬。

　　说起6512号墓的发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天，一名考古人员无意中发现一只刚从地洞里跑出来的老鼠，嘴里叼着一个铜块。老鼠见了人自然吓得丢掉铜块逃跑。经专家辨认，此铜块为“青铜泡”，是古人鞋上的一种装饰品。能用“青铜泡”装饰鞋子，说明墓的主人在当时身份相当不一般。考古人员随即在鼠洞附近挖掘，结果发现了一座中心大墓。长5米、宽3米的大型土坑木棺木椁墓中，发现了各种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共42种797件。青铜器有马具、多钮铜镜、曲刃剑等，其中出土曲刃剑3件。这是辽河中游迄今发现的东北系青铜短剑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一地区共出土了5件青铜短剑，表明这里是东北地区发现青铜短剑最集中的地方。一时间郑家洼子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热门地名，被称为青铜短剑墓。因为墓中缺少相关的文字记载，墓主人身份至今是谜。

　　2016年，考古部门在沈阳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东北900米一处沙台地发现了距今3000至38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房址，称为“北崴遗址”，发掘出鼎、瓮、石斧等文物，重要的是，出土了石范、青铜短剑等文物。其中青铜短剑是考古人员在遗址中的房址外侧发现的，经鉴定年代属西周中期，是沈阳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青铜短剑，比沈阳郑家洼子古墓出土的青铜短剑还要早几百年。相比其他青铜短剑出自墓葬或是民间采集而来，这把青铜短剑是目前唯一在遗址中出土的。这个发现，为东北系青铜短剑起源于沈阳地区这一学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专家分析，在同一类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曲刃青铜剑再一次证明，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舶来品，多是在本地铸造。但铸造青铜短剑的技术却不是原发的，因为在其出现之时，中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以沈阳地区为中心的东北青铜铸造技术已与中原甚至吴越地区存在沟通和交流。虽然出土于东北各地的曲刃青铜短剑在合金的处理上，尚没有达到同期中原文化的水平，但是辽河流域的先民在剑的造型方面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剑身的弧曲和早期非常明显的剑突。所以考古学界为其命名的“曲刃”二字，正好说明了它的独特价值。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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