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体夔纹蟠龙盖罍 以浅浮雕为主，纹饰繁复，共分为四层。盖上盘踞一条长角的龙，居高临下，呈随时跃起状；第二层是肩部位置铸简化夔龙纹；第三层是腹部装饰有饕餮纹；第四层在圈足部分有一周小而无角的蟠龙纹。此外，在罍的肩部两侧有兽耳衔环。整体来看，器物造型流畅、纹饰精美，风格庄重典雅，代表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准。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口径 十五点三厘米 高度四十五点二厘米 重八点二公斤

　　国内三地出土蟠龙盖罍比较 辽宁、四川、湖北三地出土的蟠龙盖罍虽然风格相同，但在兽角、兽耳等细节上有差别。从整体上看，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的蟠龙盖罍装饰较少，略显简洁，铸造时间较早。研究发现，这些蟠龙盖罍有可能在不同地点铸造，都是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本报记者 商 越

　　本期导读

　　出土于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窖藏坑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罍”， 为西周早期大型盛酒器，造型华丽精美、庄重典雅，从其纹饰风格和铸造技术来看，应是当时中原文化的产物，代表了西周造型艺术的极高水准。目前，国内已先后发现4件同样造型的蟠龙盖罍。南北蟠龙盖罍“四兄弟”遥相呼应，印证着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已经覆盖中华大地，南北文化交流已经相当频繁。

　　采石场惊现两处窖藏坑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罍（léi）”（以下简称蟠龙盖罍），因制作工艺复杂、造型华丽典雅，赢得观众的赞叹。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文博馆员马卉介绍，这件罍以浅浮雕为主，有很强的立体感，罍身纹饰繁复，共分为四层。盖上盘踞一条头上长有两只角的龙，居高临下，呈随时跃起状，栩栩如生；第二层是肩部位置，呈现简化的夔龙纹饰；第三层是腹部，装饰有饕餮纹；第四层圈足部分，是一周小而无角的蟠龙纹。

　　此外，在罍的肩部两侧有兽形器耳，兽耳里面还套了一个环，叫“兽耳衔环”，制造工艺考究，制作难度很大。整体来看，器物造型流畅、纹饰精美，风格庄重典雅，代表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准。

　　这件3000多年前的国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1973年初春，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村民赵东权在山上采石头，突然发现一个石坑中有多件坛子形铜器。他当即报告了村干部。

　　闻讯赶到的省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在这个长方形窖藏坑内，发现5件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罍、1件青铜瓿（bù小瓮）。这6件器物皆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口向上立置，被命名为北洞一号窖藏坑。专家从器物形制、花纹和铭文分析，认定出土的5罍1瓿都是商代贮酒器，器体雄浑厚重，这是辽宁地区第一次发现商代青铜器。

　　两个月后，文物部门在山上清理探掘时，在原窖藏坑东北3.5米处，又发现一个窑藏坑，出土6件青铜器，其中就有蟠龙盖罍。这里被编号为北洞二号窖藏坑。

　　考古人员发现，北洞二号窖藏坑青铜器在距地表深50厘米处出现，上面盖了一层不规则的石板，青铜器和坑壁间填塞了大量的石片，为了保持器物上口平齐，按青铜器高矮，坑底被挖成北高南低的斜坡状，个别器物还垫有石块。6件器物都立置，由南而北横列三排：方鼎领先， 其后罍、蝉纹鼎并列，第三排为另一圆鼎和簋，簋内有带嘴钵形器。

　　目前，研究人员对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间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在西周末年埋藏于此地，而且一号坑埋藏的时间可能比二号坑稍早。

　　铭文显示这些青铜器来自燕国

　　史料记载，近70年来，大凌河流域频频发现商周时期青铜器窖藏坑，仅朝阳市喀左县从1955年到1978年间就出土4批5处青铜器窖藏。喀左县博物馆副馆长戴亮告诉记者，这些窖藏坑分布在大凌河的上游，而且是沿着凌河两岸分布，相距不差几公里。此后，在大凌河下游的义县花儿楼又出土5件青铜器。

　　在北洞村窖藏青铜器发现不久，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和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尤其是“克罍”“克盉（hé）”两件青铜器带有铭文，进一步确定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北方重要的诸侯国——燕国的都城。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介绍，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琉璃河与辽西只有燕山相隔，将喀左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对比，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两地许多同类器物造型相同。其次都有燕王室重臣名款的铭文器。如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上有铭文“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这里的“匽”同“燕”，这段文字记述了燕侯赏赐燕国贵族伯矩贝币，伯矩做器纪念父亲“戊”的历史。另一件“圉方鼎”上有铭文“燕侯赐圉贝，用作宝尊彝”，记载了圉接受燕侯赏赐作器的往事。

　　与之相呼应的是喀左县窖藏中也有带“伯矩”和“圉”铭文的青铜器，如山湾子窖藏有一件“伯矩甗（yǎn）” ，腹部有铭文六字“伯矩作宝尊彝”，小波汰沟窖藏有一件“圉簋”，上有铭文“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这些青铜器连续在辽西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辽西与西周早期燕国的密切关系。

　　综合器物铭文、年代以及上面长期使用留下的磨痕等信息，王绵厚认为，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度下，对诸侯方国重器的享有和携带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能拥有这样大批带有“匽侯”等铭文青铜重器的人，绝非一般的部族方国。由此他推断，喀左窖藏青铜器所有者应是历代燕侯或燕王，直到战国时期的燕国，世袭存有。

　　蟠龙盖罍“四兄弟”具有殷墟文化特征

　　目前，国内已发现4件蟠龙盖罍。除喀左北洞村出土一件外，四川彭州出土2件，湖北随州出土一件。4件蟠龙盖罍的器形和纹饰极其相似，似乎暗示着它们是“兄弟”，尤其是四川出土的2件蟠龙盖罍，几乎相同。

　　细心对比这4件蟠龙盖罍，还是能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首先，从盖上蟠龙的兽角上看，北洞村盖罍仅为短柱，其他几件或柱上有齿， 或为冠状，较为繁缛。此外，在兽首耳的装饰上，北洞村盖罍装饰较少，其他几件则在兽耳及身上多出夸张的冠状装饰等。总之，北洞村蟠龙盖罍装饰略显简洁，而其他3件极尽华丽繁杂。

　　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田剑波看来，这4件蟠龙盖罍的年代都较为明确，为西周早期。整体形制有较强的一致性，与其他青铜罍相比则差异明显。暗示它们有相同的来源，可能铸造于不同的地点。

　　2004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大司空村发掘出一件带盖青铜罍，除了瓜棱形盖外，器身与4件蟠龙盖罍的形状几乎完全一致。因此，田剑波认为，西周早期的4件蟠龙盖罍就是从殷墟文化晚期这类青铜罍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4件蟠龙盖罍均具有较为典型的中原殷墟文化特征，是在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田剑波根据窖藏或墓葬相伴而出的其他器物推断，北洞村出土的蟠龙盖罍是4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蟠龙盖罍在器形、组合方式、埋藏环境上与北洞村窖藏高度相似，推测竹瓦街青铜罍来源于北洞村器形。而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稍晚，从地理位置和器形来看，与竹瓦街的青铜罍更接近，因此可能是受到竹瓦街青铜罍影响而出现的。

　　“辽宁、四川和湖北出土同款罍说明，在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已经覆盖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区。”王绵厚表示，追踪蟠龙盖罍的身世，能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南到北具有一致性，在3000多年前各地文化交流已经相当频繁。

　　手记

　　为啥要埋藏青铜器？

　　商 越

　　考察大凌河两岸出土的窖藏青铜器，有的是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比较规则的，比如北洞村窖藏，也有的放置杂乱，器物之间相互叠压，卧立不一，如马厂沟、山湾子及花儿楼窖藏等。这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的来历一直是个谜，它们为何来到辽西，埋藏者是谁？又是为何埋藏的呢？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是祭祀说。认为辽西属于燕国的领地，部分青铜器为燕王赏赐给北方部族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因祭祀埋藏。在这些青铜器铭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商代族徽，如“孤竹”“箕侯”，表明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西周初期活动于燕地的殷商遗民，因为燕山南北地区是殷商古族的起源地和根据地，商人逐鹿中原后，原住地的商人仍在继续生活。西周封燕国后，他们服侍于燕侯，部分殷商贵族被分封到燕地，带来了青铜器。结合文献中商人的“郊”“褅”等祭祀方式，可认为这些窖藏青铜器应跟祭祀山川的自然崇拜有关。

　　北洞村发掘的两处窖藏摆放比较有序、主次分明，窖藏位置在一座孤山山脚之下，正对一座大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牌楼商代铜器窖藏坑也正对一座大山，其形势与北洞村有相近之处。虽然喀左青铜器窖藏的埋藏环境不全如此，但至少可以说，以北洞村为代表的窖藏应是举行祭祀山川等仪式留下的。

　　另一种观点是东逃说。认为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两岸的应该是战国最后一任燕王喜。由“匽侯作饙盂”应为燕王自用器推断，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原为历代燕王所有和库府所藏。由北洞二号窖藏带嘴钵形器推断这批青铜器埋藏时间可能在西周末年。而山湾子等窖藏现场有匆忙乱葬的现象。1996年，在北镇南、大凌河古道东出土“燕王喜剑”，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重器不出门，如果对家族有重大意义的器物不能保住，通常意味着一个家族的消亡。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始皇加快了攻打燕国的步伐。公元前226年，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今北京）。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燕国最后的地盘——襄平（今辽阳）。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大凌河古道（沿河两岸山川孔道）是燕王喜东逃必经之路。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匆忙败逃中，不堪辎重，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也希望日后复燕能够带回去。

　　目前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埋藏的青铜器？就让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吧。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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