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 档案 乾隆粉彩黄地 红龙大五供 该套瓷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共五件，呈对称摆放，中间是一只香炉，两侧依次为烛台和花觚。这套瓷器是清朝时国家祭祀用的礼器，皇帝在盛京祭祖时曾使用。后人评价，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精品。
香炉简化示意图
本报记者 吴 限 王岩頔
本期导读
由五件工艺精湛、造型庄重的瓷器所组成的一套完整的礼器叫“五供”。在中国瓷器史上，“五供”作为瓷器中的一个类别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五供”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精品之作。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套“乾隆粉彩黄地红龙大五供”就是其中的精品，至今保存完整。其制作者以“沈阳唐英”自称，这又与沈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壹
清代御窑中的精品
“乾隆粉彩黄地红龙大五供”（以下简称“乾隆粉彩大五供”）是一套由景德镇烧制的、祭祀用的礼器，由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觚（读gū，古代盛酒器具）组成。香炉放中间，用来焚香，左右两侧依次为燃烛用的烛台和插花用的花觚，呈对称摆放。
“五供”的原型为青铜祭器，可追溯到青铜时代，而用于祭祀的瓷器“五供”在明代才出现。
中国古人在祭祀时使用器具的历史由来已久，汉代称“供具”。从出土文物看，唐宋时期的瓷供器主要是碗、盘、瓶等器皿，没有固定的组合形式。到了元代，出现了香炉和花瓶的搭配组合。后来，由花瓶、香炉、烛台三种器皿组成的供器，称为“三足具”，是宗教供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形式。
“到了明代，‘五供’成为定制，一般是由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觚组成，其质地可以是陶瓷、金属、玉石、漆器、珐琅等。”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李慧净告诉记者，“清代时，‘五供’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特别是乾隆时期，瓷器‘五供’的烧制工艺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顶峰。”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这套“乾隆粉彩大五供”保存完好，烧制于景德镇御窑，是清代御窑瓷器中的精品。该套瓷器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调拨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是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
“乾隆粉彩大五供”中的香炉高40.7厘米，口径17.3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19厘米。瓷器图案以红龙为主，红色的五爪龙于云雾中穿行，栩栩如生，十分传神。香炉腹上的红龙以中心轴分列两旁，香炉盖上盘卧的一条红龙扬首向上，口吐真火的形象，立体逼真。
贰
“陶圣”唐英督造“大五供”
乾隆时期是中国古代瓷器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瓷器的这段光辉历史与一个沈阳人密不可分，甚至这一时期所有出自景德镇御窑的瓷器都要冠以他的姓氏。
这个人叫唐英。
唐英祖上是沈阳（沈阳在元代、明代称沈阳）人，因此自称“沈阳唐英”。他自清康熙朝时就在景德镇督陶，后来成为著名的督陶官，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因其任职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被后世誉为“陶圣”，他督窑时生产的瓷器称为“唐窑”。今天，我们在很多国宝级瓷器上仍然能见到“沈阳唐英”款识。
史料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47岁的唐英出任督陶协理官。唐英对陶瓷一窍不通，初到景德镇，他“杜门谢交游”，与工匠同吃同住，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希望在瓷器烧造技艺上有更多突破，已升任督陶官的唐英极好地配合了乾隆的兴趣与艺术审美，在器型与釉色上多有创新，并首开文人瓷之先河。
在唐英的督办下，景德镇御窑烧制的斗彩瓷器器型变化多端、装饰富贵华丽、色彩绚丽缤纷，纹饰图案多由缠枝莲花、双鱼、灵芝等吉祥物组成。这一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是集历朝历代所有瓷器制作之大成。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造型设计上，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同时在瓷器的描画上更精细，枝叶纤细，花瓣分明。除了釉色的创新，他还竭尽所能在器型上下功夫，精巧复杂如转心瓶就此烧造出来，转动外瓶，就可以通过中腹镂空的部分看见小瓶在内层同步旋转。
乾隆皇帝曾命唐英烧造多套大型“五供”。辽博所藏“乾隆粉彩大五供”是这一时期粉彩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记者了解到，粉彩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诞生比较晚的一个品种，它创烧于康熙晚期，在雍正和乾隆时期达到巅峰。粉彩起源于对珐琅彩的简单模仿，能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接近自然界花草树木的色彩，甚至可以勾勒出所描绘对象的色彩阴暗和层次。我国著名瓷器专著《陶雅》评价这一时期的粉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娇艳夺目，工致殊常”。
叁
“五供”是清朝举行重大典礼必备之物
沈阳在清代称为盛京，政治地位十分重要。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158年间，先后有4位皇帝10次东巡盛京祭祖。在这一过程中，“五供”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有它的存在。可以说，它见证了清帝东巡。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告诉记者，“五供”是清朝时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必备之物，特别是在清帝东巡过程中，“五供”必不可少。除了原本就存放在沈阳故宫、福陵、昭陵的“五供”之外，清帝东巡时也会从皇城携带来“五供”器具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沈阳故宫、福陵、昭陵、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多套清代的“五供”，其中既有石器，也有瓷器、珐琅等材质，都是清代文物中的珍品。
清帝东巡以祭祀盛京祖陵为目的，皇帝通过亲临故里，告诫后世子孙“勿忘开创之艰”。清帝10次东巡，加速了沿途所经城镇的建设，使东北地区得到清廷的重视。作为皇帝在关外的行宫，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存有大批御用物品、皇家秘籍，提高了盛京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乾隆时期，曾从皇城调拨大量宫廷文物至盛京宫殿贮存，其中有飞龙阁藏800件历代铜器，翔凤阁藏数千件宋元以来名家书画和清宫珍玩，敬典阁藏《玉牒》，崇谟阁藏《清实录》《满文老档》，西七间楼藏清宫殿板书籍等，影响更大的则是文溯阁藏《四库全书》。种种举动使得盛京在100多年时间里积聚了数以十万计的高品位文物精品，地域文化层次得到了提升。
李理介绍，清帝东巡祭祖的重要一地便是努尔哈赤的福陵。顺治皇帝虽未东巡，却早早定下祭福陵礼：“献十二样果品并备酒、燃香烛。牲用熟。”规定皇帝亲祭福陵由左门入，遣官代祭由右门入，祭文、祭品由中门入。祭陵时，诸王于牌楼前下马，官员则于立红桩处下马。福陵中，努尔哈赤的牌位供奉在隆恩殿里。隆恩殿内的供桌上摆放着一套“瓷五供”，这里也是清帝祭祀时的主要区域。除此外，在隆恩殿后的“月牙城”还有一套摆放在石桌上的“石五供”。
二者在使用上如何区别呢？
李慧净介绍，“石五供”仅存在于明清两代的皇陵中，最早出现在明成祖的长陵中轴线上，陵寝门外。“石五供”分祭台和“五供”两部分，全部用青白石雕琢而成。“五供”陈放在祭台之上，香炉不能焚香，烛台不能燃烛，花瓶不能插花。所以，“石五供”都用在室外，中看不中用，而“瓷五供”的使用场景是在室内。
相比之下，“石五供”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是辨等级、明贵贱的一个标志。例如，清朝有规定，只有帝、后陵才可以设立“石五供”。历史上还发生一个故事，在光绪元年（1875年）兴建慧妃园寝时，慈禧为了抬高慧妃富察氏的地位，谕令在慧妃宝顶前设“石五供”。慈禧的这一做法受到了朝内大臣们的非议，她自觉理亏，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手记
乾隆“五供”瓷器为何如此珍贵
吴 限
乾隆时期是我国瓷器烧造史上的一段高峰，作为瓷器中的一个种类——“五供”，特别是御窑烧造的“五供”因为存世稀少而备受珍视。
唐英作为当时的督陶官，除了为皇帝烧造御用瓷器外，也为一些特定的人或场所烧造定制的瓷器，供器就是其中一类，特别是铭有唐英款识、烧造年代及用途的“青花五供器”最为珍贵。
记者了解到，“瓷五供”之所以珍贵，一是作为“五供”器，一般人不能使用，因而都为皇家定制，一套五件。现在常见多是其中一两件单品，能完整保存下来的“瓷五供”十分罕见。二是作为供器，唐英对烧造的要求更高，精益求精，成功率较低，烧坏的次品多，因此“五供”也成为“唐窑”出品的精品中的代表性器物，传世极少。
在众多供器中，烧造于乾隆五年（1740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的“唐窑”瓷器最为珍贵。这一时期，唐英根据乾隆的想法，努力试验烧造多种新式瓷器。供器中的“青花缠枝莲纹花觚”正是这一时期烧造的。这种花觚体形高大，三段式造型显得更加雍容挺拔，上部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型古朴典雅，新颖别致。瓷质坚密，釉色光泽莹润，釉面匀净，是“唐窑”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被后人称为“唐英花觚”，这也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以人名命名的瓷器品种。
唐英烧造的“五供”器，品质超群，造型庄重古穆，色泽纯正雅丽，工整的图案、清新的画意与秀美的造型相互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瓷器上有供奉者的姓名和烧造目的，也有具体的制作年代，十分罕见珍贵，是研究乾隆早期青花工艺及断代的标准器，也是认识和了解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制图 隋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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