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字见于金石者寡矣！”一语道出这具东汉弩机的文物价值——

23字铭文凝铸着建安风云往事

　　①《汉建安弩机》著录的一具汉代铜弩机拓片。

　　②本溪市博物馆展出多具汉代铜弩机，这是其中的一具。

　　③《汉建安弩机》著录的东汉弩机简易图。

　　④省博珍藏的建安弩机。其上刻有非常罕见的、极其珍贵的23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造第五百八十，师稽福，郭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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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新展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中，一具东汉时期的弩机格外引人注目，弩机的机郭上铸有23字铭文，标定其制造于东汉献帝建安廿二年（217年）。此时，东汉王朝进入尾声，刘备、曹操、孙权之间征战不断，古辽东在公孙康的治下获得短暂的休养……这些激荡的风云往事凝铸于这具弩机之上。

　　1、汉魏时期的铜弩机出土数量较多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特别受欢迎。展厅中央布置4个玻璃展柜，参观者可以全面立体地欣赏展出的文物。其中有多款铜弩机，省博物馆藏“建安弩机”放在显著位置展出。

　　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说：“省博藏的这具建安弩机不是出土文物，是1976年由沈阳市民捐赠的。”因此，人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件文物的具体出土地点以及1800多年来的流传经历。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说文解字》中有：“弩，弓有臂者。”弩的产生年代有多种说法，魏晋时期的史学家谯周编撰的《古史考》中记载：“黄帝作弩。”不过他没有道出考证的依据。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中引述了《太甲》的记载，其中有

　　商代初年关于弩的描述。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唐兰认为，商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弩，不过那时出现的是木弩。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杨宽认为，青铜弩可能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且应最先出现在楚国。

　　无论弩是何时出现的，到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弩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出土了数量颇多的铜弩机。

　　弩机是弩的核心部件，东汉训诂学家刘熙《释名》卷七中的《释兵》记载：“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含括之口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枢机，开合有节也。”讲的是弩机是由望山、牙、悬刀（扳机）、钩心和销（键）以及装载这些零件的机郭等部分构成。

　　汉魏时期出土的铜弩机不仅数量较多，研究人员还在一些弩机上发现了铭文。这些铭文受到史学家格外重视，每有发现，人们就对其书法、文字内容以及制造机构等进行多方面研究考证。

　　“建安弩机”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公众视野的文物，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很少有人提及。

　　温科学介绍，这款弩机铜制，长10.65厘米，厚3.3厘米，缺一铜键，重870克，机郭上留有23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造第五百八十，师稽福，郭工常。”

　　“建安”为汉献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建安廿二年为公元217年，此时东汉政权已近尾声。这具铜弩机为人们留下了“建安”年间精确到日的详细记载。

　　2、发现同日造的另一具汉代弩机

　　在此次展览中，建安弩机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展品，而是整个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览的第一单元以三堂课的形式，结合成语以及古代诗词，讲述文物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建安弩机是第三课《长戈利矛日可麾》篇目中的重点文物。

　　结合成语“剑拔弩张、强弩之末”、宋太宗赵光义《缘识》中的诗句“壮士屈臂凤皇飞，张弓发箭胜于弩”，策展人通过展板、图片和实物，具体而生动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威力很大的远射兵器——弩，同时展出了几具汉代的弩机，让人们感觉到东汉末年千军万马战场厮杀的震撼。“建安弩机”铸有铭文的一侧朝向展厅入口，意在凸显铭文隶书的独特价值。

　　温科学提醒记者注意“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这个时间与清代学者吴云编著的《汉建安弩机》中著录

　　的一具东汉弩机制造的时间完全相同。这具弩机上有19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帀八千五百，师稽福。”两者不仅时间相同，而且都出现了“师稽福”三个字，表明历史上这两具弩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记者了解到，吴云编著的《汉建安弩机》书中著录的东汉弩机是擅长金石考据的清代官员宋葆淳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于京师得到的。嘉庆七年（1802年），宋葆淳将其转给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张廷济以其藏书闻名一时，他所著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书中，不仅收录了这具弩机的拓本，还对其形制、流传、收录情况作了记录，最重要的是，他对弩机的铭文作了考证。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位于浙江嘉兴的清仪阁毁于战火，此弩机流落民间。随后它被清代官员吴

　　云之子吴承潞购得。吴云收集了弩机的外形图、各家摹本、诸藏家对此弩机的研究论述，加上个人见解，汇编成《汉建安弩机》，并在光绪六年（1880年）刊刻。此后这具弩机经徐仓粟、张牟群等人收藏后，不知去向。

　　温科学说：“在我国历史上，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很特殊，使‘建安’名垂千古的是其文学成就。”

　　建安时期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建安七子”，这一提法始于魏文帝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一文，说的是东汉建安年间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7人以文学齐名，得到后世广泛认同。此后，建安七子与“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他们创作的具有慷慨悲凉、雄健深沉特征的诗、赋、散文作品，被后世赞为“建安风骨”。

　　3、铭文是建安时期战争与文化的缩影

　　2015年秋，西泠印社古籍专场拍卖中出现了一册《翁方纲、吴昌硕等题汉建安弩机拓本》，其中不仅有东汉建安弩机的全形拓片，还有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题写的《东汉建安铜弩机歌》，其中有“程福稽福二师氏，土花并起卫星雯”，诗句说的是师程福、师稽福两位师姓人，在历史云烟中守护着珍贵的建安文字。翁方纲进一步解释说，他确认“师稽福”是一个人名，很可能就是铭文的书写者。他随后感叹：“此外建安年文字见于金石者寡矣！”意思是说，除此之外，建安年间的字迹见于金石上的太少啦！

　　再结合“建安七子”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可以看出“建安”二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

　　然而，建安廿二年，东汉王朝已经步入尾声，被人熟知的便是“三国演义”。此时，刘备已经占领了益州（今四川省一带），这一年，他采纳了法正的建议，兴兵争夺汉中。

　　这年正月，曹操统兵进驻居巢（今安徽桐城），孙权则进军到濡须。两军在二月间交战，战事僵持到三月，曹操领军回许昌，留伏波将军夏

　　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随后，曹操、孙权罢兵修好。

　　当时曹操正在谋划夺权的大事。《三国志》载：“夏四月，天子命王（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曹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在这一年里，曹操逼迫汉献帝允许他以天子的仪仗、冠冕出行，并且为自己确定了接班人。

　　历史上曹操多次发布诏令选拔人才。建安廿二年八月，曹操再一次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命部下推举人才，凡有一技之长者，不拘品行，皆可推举。这是曹操第三次以命令的形式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而此时的辽东仍在公孙氏治下，获得短暂的休养。建安廿二年，辽东的实际统治者是公孙度的长子公孙康。公孙康子承父业，史册中留墨不多，在其统治期间发生两件大事。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八月，在白狼山之战中大破乌桓及袁尚。袁尚、袁熙兄弟与辽东单

　　于速仆丸带领数千骑兵投奔公孙康。有人劝曹操乘势追击，曹操说：“我如果不出兵，公孙康会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不必再劳师动众。”便从柳城班师。袁尚逃到辽东后，便同袁熙商量欲斩杀公孙康，占领辽东。没想到，公孙康抢先下手，捉住了袁尚、袁熙。于是，袁尚、袁熙连同速仆丸一并被杀，人头送给曹操。曹操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授任他为左将军。

　　另一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孙康出兵进攻辽东割据部族，攻破其都城，焚烧邑落，至此辽东边患得到平息。

　　辽东此时相对于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有着少有的和平环境，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到这里避乱，客观上也推动了辽东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建安”两字以铭文的形式留在战争工具上，进一步反映了那个时期战争与文化生态的真正历史面貌。

责编：盛 楠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