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图书馆镇馆之宝吴廷燮手抄本《明实录》——
研究东北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明实录》中有4函28册为绵纸楷抄，专家推断应为明朝毛晋“汲古阁”抄本。图为其中一册。
沈阳市图书馆藏书库珍藏《明实录》的樟木书盒。
沈阳市图书馆镇馆之宝——吴廷燮抄本《明实录》。图为其中的《洪武别录》。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提要
沈阳市图书馆有一部镇馆之宝——《明实录》。这部古籍是清末民初史学家吴廷燮等人抄自清内阁明清档案，并经吴廷燮本人严格校勘的手抄本，是一部近于内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同时也是现存《明实录》抄本中卷帙较为完整、内容相对精准的一部史料长编。它记录了明代近30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东北历史记录翔实，被誉为“研究辽东文献之最好资料”，是研究东北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开发价值。
壹 吴廷燮来东北后捐出《明实录》
上周，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弥漫着樟木香味的沈阳市图书馆古籍藏书库。在一排排摆放整齐、特别定制的樟木书箱中，记者找到了珍贵古籍《明实录》。
这套古籍为线装本，红格朱丝栏内黑字楷书，字体娟秀工整，行款、版式不一，多为10行，行19字，四周单边。
沈阳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马丽向记者介绍，这套《明实录》为吴廷燮抄本，简称吴本，共计42函256册，其中《宣德别录》是1917年出版的铅印本补配。书中共有明代16个皇帝的专录，是清末史学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等人抄自清内阁明清档案，并经吴廷燮本人严格校勘的手抄本，是一部近于内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因抄录时略有节删，所以有些改题为“别录”。最珍贵的是《英宗实录》，共7函48册，其中有4函28册为绵纸楷抄，蓝格，其书根以28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等顺序计册，正好28册。专家推断，这28册古籍应为明朝毛晋“汲古阁”抄本，甚为罕见，而余下的3函20册，则由吴廷燮等人补抄完成。
吴本《明实录》记录了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300年的历史，是《明实录》中卷帙较为完整、内容相对精准的一部历史典籍，记录了明朝的史实故事，弥足珍贵。
提起这件“镇馆之宝”被发现的过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78年，为了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全国进行善本书普查。当时，沈阳市的古旧籍文献都保存在沈阳故宫文溯阁中，工作人员在古籍清理和鉴定过程中，发现了抄本《明实录》。最初，研究人员以为是从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抄来的。
沈阳市图书馆老馆员杨书元查阅了馆藏的1930年出版的《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一卷（注：辽宁省立图书馆是沈阳市图书馆于1929年至1931年间的曾用名），其中有当时的馆长卞鸿儒撰写的《馆藏写本〈明实录〉提要》，文中记录了《明实录》的来源：“江宁吴向之先生廷燮旧藏写本《明实录》三十九函二百四十四册（实为42函256册）捐赠辽宁省立图书馆。东北人士莫不盛称先生之雅量，而深以获见珍本为荣幸。”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岁末”。卞鸿儒在文中还详细描述了吴廷燮捐赠《明实录》的初衷：吴廷燮曾经对历史学家金静庵（金毓黻）表白心迹，说自己当年抄写这部书颇费功夫，查考审核很精心。但子孙难以世代守护此书，自己担心它会散佚丢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精力。接着他又写道：“吾以此书捐赠于辽宁图书馆，非惟书能永保，且为东来留一纪念计，无有善于此者矣！”从中可知，吴廷燮捐书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这套珍贵的文献能够长久保存，二是为自己来东北留作一个纪念。
于是，在金静庵引荐下，吴廷燮将抄本《明实录》捐赠给辽宁省立图书馆。
卞鸿儒心怀感激，特别于1930年1月15日在《大亚画报》刊登鸣谢启事一则。为了酬谢吴廷燮，卞鸿儒于当年的3月19日在沈阳著名大饭店明湖春设答谢宴，邀请了当时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吴仲贤、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东北大学文法院院长汪兆璠作陪，代表省内文化界人士感谢吴先生割爱赠书。
贰 参与抄写者有十余人
历史学家吴廷燮为何要来东北呢？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吴廷燮在中国史学领域里颇有建树，精于表谱学研究，一生纂辑甚富。自少年时期就专工边陲兵事，后来辑录历代藩镇年表十余种，参加修撰《清史》，还辑有《清代纪年录》《部院大臣年表》《宰辅年表》等。他也很重视地方史志的研究，参加过《奉天通志》《江苏通志》《河南通志》等书的修纂。
吴廷燮（1865年-1947年），字向之，室名景牧堂，晚年号景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生于山西榆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应山西巡抚赵尔巽之邀出任太原府知府。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京师政务处。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计局局长，后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为清史馆总纂。
吴廷燮对东北有深厚的感情，在其自撰的《景牧自订年谱》中记载：1928年，他应邀赴沈阳萃升书院，主讲史学，又受聘为奉天通志馆总纂。吴廷燮在工作中对东北大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这些工作也让他发挥所长。这为1929年赠书一事奠定了基础。
从吴廷燮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他历任要职，有机会接触到清宫藏的《明实录》，所以才有后来的抄写之事。记者发现，从吴本《明实录》的笔迹来看，书的字体、用笔各不相同。专家初步判断，此本抄手应有十余人。
马丽讲起一件往事，证实了专家的推断。那是1980年，一名叫杨文轩的读者来到沈阳市图书馆，查阅《萃升丛刊》。老馆员杨书元在与其交谈中得知，杨文轩曾就读于沈阳萃升书院，并且是吴廷燮的学生。于是杨书元取出《明实录》请杨文轩辨识。杨文轩肯定地说，这是吴廷燮亲笔所书，因为吴先生的字体比较特殊，好辨认，但吴先生亲笔抄录的只有几册。因为《明实录》抄写量太大，吴先生请他人代抄，但每册都经过了吴廷燮的严格校勘。在《太祖实录》册二中，有吴廷燮《太祖要录序》一篇，对《明实录》做了简要概括，对自己抄录该书始末也做了介绍。
那么吴本《明实录》究竟是什么时候抄写的，又抄自何处呢？
吴廷燮著《景牧自订年谱》记载：“宣统二年、四十六岁……是年学部设图书馆，移内阁皮藏诸书存之，有明诸帝实录，燮时往写录。”从中可以确定，吴本《明实录》是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中抄写出来的，因此称得上是一部近于内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引人注意的是，《明实录》中《永乐实录》以后各本，均用写有“政事堂主计局”和“‘国务院’统计局”字样的公用纸写录。专家分析，因吴廷燮任局长是在1914年至1928年间，那么吴本《明实录》最后抄完，应该是1928年他来东北之前。
叁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开发价值
实录是历代帝王的编年体大事记，最早的实录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梁皇帝实录》，共3卷。从唐代开始，每一位新君继位都诏令史官根据前朝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重新加以汇总，编成前朝皇帝的大事记。此例一开，历代相沿，代代都有实录。但遗憾的是，唐代至元代的实录都已亡佚，所存者只有韩愈撰的《顺宗实录》，共5卷，保存在《韩昌黎文集》中。
《明实录》是中国历代实录中最早且最为完整保存下来的史书，多达1600万字，由明朝历代史官、史家汇集各种史料相继编修而成。后世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主要得自《明史》，而《明史》多取材《明实录》。《明实录》是明朝最系统、最基本的史料，在明代史坛上占据了“国史”的重要地位。正如明人沈德符《野获编》所称：“本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
明朝对修撰实录颇为重视。新帝登基即诏修前任皇帝的实录，由朝廷委任总裁，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纂修官，并派人至中央各部及地方征集史料，如各类章疏奏议、抄存邸报、碑志行状、前朝遗闻等材料，汇聚送交史馆，因此《明实录》的史料带有更多的原始档案的性质，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各种典章制度、政治方针、机构设置、军事行动、经济举措、自然灾害、社会情况、少数民族、农民起义以及皇位更替、名臣显宦事迹等，都有记叙。
史料记载，《明实录》纂修完成后，抄录正副二本，正本藏于皇史宬（存放皇家档案的场所），副本则藏于内阁。其底稿则由史官会同司礼监官在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
《明实录》叙事平实严谨，语言精练生动，运用互见法，微言大义，寓议于叙。体裁属于编年史体，卷数基本以月份来划分，一般是每月为一卷，把明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统一在年月日的记载当中，在按编年顺序记录史实的同时，也尽量集中记载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传记部分，往往以人物死亡日期为切入点，使人物列传与编年史融为一体。
卞鸿儒在其《馆藏写本〈明实录〉提要》中表示，吴抄本《明实录》是“研究辽东文献之最好资料”，因为吴廷燮对东北地理颇有研究，著有《奉天郡邑志》《东三省沿革表》等书，“于辽东故实更极侧重择抄，各实录中关于辽东史实殆无遗漏”，所以吴本《明实录》为研究明代东北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外，由于吴本《明实录》成书年代较早，且抄至内阁大库明清档案，那时明清档案可能尚未散佚，基本上保存了内阁本的原貌，所以它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不可估量，尤其是涉及东北地区的史料更为重要。
2019年，中国著名版本学家、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来到沈阳，对沈阳市图书馆藏吴本《明实录》进行了版本鉴定。李致忠认为，沈阳市图书馆馆藏的抄本《明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开发价值，其抄自于明史馆《明实录》，本正源清；在文字内容及文稿格式上，皆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内容上有删有并，格式上有更新；而且卷帙约而记事全，补全了明代累朝实录，难能可贵。
新成果
《明实录》是如何 流传到民间的
商 越
在中国古代，实录内容大多涉及皇帝隐私、时政机密，因此规禁极严，外人难以见到。《明实录·序》中明文规定：“廷臣非预纂修，不得寓目。”明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历朝实录放于内阁史馆中，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明正德初年，武英殿大学士王鏊任《孝宗实录》总裁，他在《震泽集》中说：“顷入史馆，得窃览本朝实录。”从中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录，史官们可以参阅历朝实录。
后来，这种规禁被打破。近年来，有学者考证，《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多称《圣政记》，是《明实录》的别称。如明代文学家、翰林院编修陆深是嘉靖前期人，也是著名藏书家，但他财力有限，不能多购精本，每遇到残本就廉价买下来，对于书中的残缺部分，自己想方设法加以补抄。陆深抄过部分《明实录》，他在给家人的信中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即存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太祖实录》抄本在当时社会上已有流传。
为什么陆深如此推崇《明实录》呢？他在《俨山集》中自称：“为史官，睹累朝实录，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认为通过阅读“累朝实录”，可以考核历史掌故，研究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方法，沿袭前代世俗风尚。
在此后的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命诸学士校勘《明实录》，于是学士们互相抄录，各种传抄本得以向外传播。如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卷，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
据清藏书家吴允嘉《天水冰山录》记载，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后，竟然抄出《明实录》抄本。探究严嵩的履历可知，他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后，被没收家产，在籍没财产名单中除了金银财宝，还有书画古籍，更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记录，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严嵩一生著述很多，抄录《明实录》也许是作为参考备用书。
《明实录》是明代史学之源，但只有抄本存世，却没有刊刻本。有学者推测，无人敢刊刻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篇幅巨大，私人刊刻财力有限；二是有政治禁忌，只有官方出面才比较合规。因此，近代藏书家视抄本为珍本，但抄本因版本情况十分复杂，且多为残卷，经过辗转传抄，出现了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甚至有脱落、错字等讹误。
直到1941年，有人影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传抄本，共500册，成为《明实录》的第一部印刷本。
责编：杨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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