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喀左蒙古族象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乌显明在布局蒙古象棋。 制图 隋文锋

　　乌显明在指导孩子下蒙古象棋。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项目名称

　　阜新蒙古勒津喜塔尔

　　喀左蒙古族象棋

　　概况

　　2020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提要

　　辽西地区自古以来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游猎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文化交融地带，阜新蒙古勒津喜塔尔（蒙古族象棋）和喀左蒙古族象棋虽是同源，却各具特色，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同时，也作为文化载体，帮助我们直观生动地了解古代草原人民生活习俗，让我们看到文化传承与影响的巨大力量。

　　一副传承逾百年的“喜塔尔”

　　青砖木门的海青式门楼，门框两侧张贴着略有些泛白的蒙古语对联，院中醒目位置摆放着喂马的石槽。这座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的院落，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佟立在退休之后回家乡创立的“禾土农家书屋”，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喜塔尔”传习基地便设在这里。

　　引领记者一路前来的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非遗保护部主任钟春用蒙古语同佟立、佟瑞热情地打着招呼。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阜新蒙古勒津喜塔尔（蒙古族象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佟瑞是佟立的哥哥。他为记者展示了家族传承了逾百年的蒙古勒津喜塔尔实物。“喜塔尔的蒙古语意思有多种解释，我们所传承的蒙古勒津喜塔尔指的是蒙古象棋。”佟瑞边说边小心地从柜子里取一个棉布口袋，轻轻地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32枚木质棋子和一个粗棉布制成的棋盘。棋盘没有特别的花式，只是用黑色墨线工整地画出64个方格。

　　这副蒙古象棋对战双方的区分是通过颜色和形状，一方为暗红色，另一方为乳白色。在传承过程中，乳白色棋子虽然被涂上淡蓝色的油漆，但是无法掩盖木质棋子历经岁月形成的裂纹。

　　仔细观察，双方棋子更为明显的区别为形状，即一方略呈圆形棋身，另一方略呈方形。佟瑞提醒记者细看，所有棋子都采用了塔的造型，即使“马”“车”，其上部为马头和车轮，底座仍然雕成莲花宝座，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副蒙古象棋的原初使用者是寺庙中的喇嘛。

　　佟瑞的父亲佟智慧出生于1926年。1940年，他到寺庙里拜师学习文化和蒙医知识。当时，蒙古象棋在寺庙中非常流行。

　　1947年，佟智慧响应乌兰司令的号召，离开寺庙参加了活跃在辽西地区的蒙民支队，当上了骑兵，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不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而且还作为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生涯中，这一小袋子蒙古象棋始终被佟智慧带在身边，后来他又将下棋的方法传授给了子女们。

　　佟瑞取过一枚方形的骆驼棋子，底座呈焦黑色，有火烤的印迹，这是当年这枚棋子不小心掉落到炭火中的结果。还有一枚方形的小卒，木质与其他棋子有所不同，细看刻工也有一定区别。这是因为在传承过程中遗失了一枚棋子，后来人们又重雕了一枚补了进来。这些留痕共同见证了近百年来这副蒙古象棋的传承史。

　　在“禾土农家书屋”宽敞的阅览室一角，摆放着一副按照佟家传承的蒙古象棋等比例制作的全新象棋。佟瑞说：“现在孩子们学习蒙古象棋方便多了，我们组织了蒙古象棋进校园活动，有兴趣的孩子都可以学习。”

　　阜新蒙古勒津喜塔尔于2020年被列入我省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

　　蒙古象棋演绎草原征战故事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一居民小区中有一处“蒙古象棋传习馆”，这是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喀左蒙古族象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乌显明在当地推进这一非遗项目的成果之一。据初步统计，目前喀左地区会下蒙古象棋的人数已经超过万人。近年来喀左的蒙古象棋选手也在国际、国内以及省内的蒙古象棋大赛中屡屡取得优异成绩，目前乌显明的国际排名为第15位。

　　喀左县文化馆馆长、国家一级演员包向东说：“现在喀左地区蒙古族象棋传承形势乐观，跟乌显明大师的大力推广有着直接关系。”

　　当地人称乌显明为象棋大师，这与他多年的战绩有直接关系。他是蒙古象棋辽宁省冠军，曾夺得八省区第四名，曾经一人同时对战40人，引起轰动，有力地推动了蒙古象棋在当地的推广普及。

　　关于蒙古象棋的起源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辽代，契丹人就有玩过“喜塔尔”的说法，不过目前人们在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表明辽代贵族间盛行的棋类游戏为双陆棋，其游戏规则和棋子与蒙古象棋有着明显区别。

　　另一种说法认为蒙古象棋起源于西藏，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根据口口相传的经验，蒙古象棋曾经主要在寺庙中的喇嘛间流行。

　　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从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的诸多相似之处着眼展开研究，认为蒙古象棋同现代国际象棋同出一源，是6世纪从古印度东北地区流行的四人棋戏“恰图兰卡”演变而来。公元7世纪，此棋被阿拉伯人译为“沙特拉兹”，在中亚地区流传，此后传入西方，在11世纪末期传遍欧洲各个国家。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沙特拉兹”传入蒙古草原提供了重要契机。

　　据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郝延省考证，蒙古语中“象棋”一词是外来语，被蒙古语音译为“喜塔尔”和“沙特尔”，它们很有可能是“沙特拉兹”的转音。

　　此外，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口北三厅志》中记载，明朝永乐年间的《艺仙集》中曾经介绍了蒙古象棋的基本弈法和规则，可惜《艺仙集》已失传。不过，这是已知史料中关于蒙古象棋的最早记载，至少反映出蒙古象棋在明朝早期便已经出现。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规则仅有三处细小差别，其一，蒙古象棋开局只能走王或虎前面的小卒，国际象棋可以走任意棋子；其二，国际象棋可以吃光对方的棋子，蒙古象棋则必须为对方留下一子；其三，在棋子未动的情况下，国际象棋的王与车可以换位，蒙古象棋则不许互换。

　　研究表明，国际象棋在15至16世纪才得以定型，而我国传承至今的蒙古象棋仍保留着“沙特拉兹”较原始的走法，这些现象为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引入欧洲流行的“沙特拉兹”提供了旁证。

　　乌显明摆出喀左蒙古族象棋的开局讲解具体区别。对战双方的小卒分别向前两步。“只有在开局时蒙古象棋的小卒才可以前行两步，形成的局面是两个小卒对面而立。与国际象棋不同，这种开局有自身的讲究。”乌显明风趣地说，“两个小卒相对，在古代草原民族的战争中代表使者谈判。”小卒面对面，在中国象棋当中是你死我活的搏杀，但是在喀左蒙古族象棋当中则无法搏杀，小卒只能搏杀斜前方的敌人。

　　站在一旁的孟庆林，曾在蒙古象棋比赛中屡次夺得冠军。他解释：“古代蒙古骑兵擅使马刀，对战时只能左右劈砍，马头相对反而无法劈砍。蒙古象棋小卒的战斗规则正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反映。”乌显明接过话茬：“蒙古象棋并不总是意味着战争，还有草原民族的行为规则在里面。”他随即展开棋局，双方各上一匹马，“这个局面说明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一方说我要借贵地通过，而且带了一支马队。另一方说，不能小瞧了我们，我们也有马队。”随后，乌显明再出一只骆驼，说：“对方问你借道要做什么？出骆驼一方就说，这是带着驼队去做生意。草原民族不同部落间在草原上相遇，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谈判化解彼此的疑虑，解决争端，甚至成为朋友，战争只有在谈判破裂之后才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谈及推广蒙古象棋的体会，乌显明说：“蒙古象棋有利于锻炼思考和观察能力，而且通过一局棋短时间内就能认识到在面对诱惑、武力等诸多危险时，自己决策的得与失，这是任何其他实践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棋盘规则蕴含奋斗拼搏精神

　　蒙古象棋的棋子代表意义虽然相同，但是形象却千差万别。研究民族文物的学者胡先晋曾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蒙古象棋过去都是自刻自用的，没有专业的手艺人供应棋子，谁喜欢下棋谁就自己动手雕刻，所以有千种姿态，各不相同。

　　喀左蒙古族象棋中的诺颜（意思是“王或者将军”）是个古代蒙古族贵族的形象；波日斯（意思是“狮子或者猎狗”）采用威武的狮首形象；车是一个小车轮；骆驼和马雕刻成生动形象的动物头部；卒则被雕成8只样貌相同的小狗。

　　蒙古象棋棋子的千差万别在上世纪60年代引起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注意。胡先晋在文章中记述：“一位牧民艺人将一盘棋子刻成野兽和家畜两个对立阵营，很有意趣。车子的形象未变，但在野兽一边是由野骆驼挽拉的……还有一副棋子，大将和小卒每一个都是一对进行摔跤的人的形象……另一副棋子深刻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艺人把大将和小卒都刻成一棵大树和在树荫下憩息的一只绵羊。从草原沙质土壤中很难长出高大的树木来，而在夏季酷热的阳光下，人畜是多么希望找到几棵树的阴凉啊！”

　　蒙古象棋不仅传承着历史文化，这一传统体育竞技也潜移默化地培养弈者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乌显明说：“有一次我教几个孩子下棋，故意设下了15个陷阱，让孩子们自己去试探。后来我问他们，什么样的人爱掉进陷阱？有的孩子说不用功的，有的说粗心大意的，还有一个孩子说好贪小便宜的会更容易掉进陷阱。你看，下棋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想的要多。而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发现陷阱的过程也是对他们教育的过程，证明他们自己动脑思考了。”

　　阜新县少年宫象棋老师石全培养学生多种象棋技艺。“蒙古象棋棋子形象丰富多彩，特别受孩子们喜爱。”石全说，在教学实践中，他注意到蒙古象棋的一些规则引起学生的兴趣。与中国象棋相比，蒙古象棋没有楚河汉界，所有棋子包括将或王都可以在棋盘上走动，反映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棋子中的马也没有中国象棋别腿一说，可以走八方，充分展现出草原的无边无际与辽阔。

　　当然，最为孩子们喜爱的是卒子的命运安排。在中国象棋中，小卒进到对方底线便是进入了死胡同，任人宰割。蒙古象棋当中，小卒如果闯过层层战阵推进到对方底线，便可以实现“晋升”或“升变”，立即变成战斗力更强的任何一子，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观念呈现，或者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在棋局中的直接体现。

　　石全说：“这个过程特别有利于帮助孩子们理解奋斗的意义。”

责编：张晓楠
审核：刘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