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衔蟾蜍纹筒形陶罐，背面有蛇衔蟾蜍图案，查海遗址出土。右下为图案拓片。

　　蛇状玉耳坠，红山文化时期巫师佩戴，是身份的象征。

　　蛇衔蛙铜饰件，战国时期。

　　双蛇纠结铜具，春秋时期。

　　双头蛇人面铜牌饰，春秋时期。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探新展

　　春节期间，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主题文化展”，在60件（套）蛇元素艺术精品中，我省出土的与蛇有关的文物不仅是展览重点，也成为春节假期推介、展示辽宁厚重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一件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陶罐上，印有“蛇衔蟾蜍”图案，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蛇元素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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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海遗址出土蛇、蟾蜍、龙形象，再现8000年前古人的原始图腾

　　作为一年一度的以生肖为主题的展览，辽宁省博物馆在春节期间推出“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主题文化展”，文物展品有近60件（套），均出土于辽宁地区。“文物+艺术品+民俗品”的组合，让整个展览充满年味、文化味和喜庆。

　　此次展览的“镇展之宝”是一个出土于阜新查海遗址的筒形陶罐，距今8000年。因陶罐上雕刻有“蛇衔蟾蜍”纹样，故此陶罐名为“蛇衔蟾蜍纹筒形陶罐”。

　　“这个陶罐上的蛇形，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蛇纹图案。”“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主题文化展”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研究馆员周颖说。

　　考古发现，远古时期的先民对蛇既畏惧又崇拜。蛇的来无影去无踪、蜕皮再生、多产多生的特质被先民赋予了智慧、力量和生命的吉祥寓意，由此产生了蛇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蛇的形象逐渐从神秘的图腾演变为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重要角色，其意义也从早期的崇拜与畏惧逐渐转化为道教、佛教以及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具有多层象征意义。这既反映了社会的演变，也体现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尊崇。在这一过程中，蛇的文化符号与人们的生活、信仰体系深度交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而又内涵丰富的载体。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较弱，蛇是伤害人类的生物之一。在长期的人蛇斗争中，人们不仅看到了蛇的狰狞，也发现了蛇的美，它能捕食啮齿类，还能“预报”大雨，使人们对水灾有所防备，所以在后来的巫术等活动中，蛇成为能预兆吉凶的奇特动物。

　　出土于查海遗址的这件夹砂黄褐陶敞口筒形罐，一面浮雕单只蟾蜍，另一面浮雕蛇衔蟾蜍图案：蟾蜍作四肢张开惊恐逃跑状，蛇张口衔住蟾蜍右下肢，用力摆动尾部，形象生动逼真，充分反映了查海先民对蛇的崇拜与敬畏。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它宛如一颗深埋于岁月尘埃中的古朴明珠，闪耀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熠熠光辉。

　　1986年，考古工作队初次发掘这片遗址。此后，历经6次的精心发掘，揭开了查海遗址的历史面纱，查海遗址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远古居民的聚居区。“村子”外围，一道壕沟蜿蜒环绕，那是远古先民们抵御野兽侵袭的防线；步入村子内部，目光所及之处，一间间大小各异的“房子”紧密相依，错落有致。这55座房址，恰似一组凝固在时光里的古老音符，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奏响了史前聚落有序生活的旋律。经考古专家确认，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史前聚落遗址，被誉为“辽河第一村”。

　　令人惊喜的是，在查海遗址，不仅出土了“蛇衔蟾蜍纹筒形陶罐”，还在史前聚落遗址里发现了长19.7米的石堆塑龙，以及带有龙纹的陶片。

　　查海遗址博物馆馆长李井岩表示，种种迹象表明，龙形堆石是“查海村”中最为重要的崇拜性祭祀遗迹，是查海人集合、祭祀之所，说明以龙的非凡神形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的观念，在8000年前查海人的心中已经形成。

　　蛇、蟾蜍与龙的造型一并出现在地处辽西北的查海遗址，并不意外。

　　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原始宗教在人类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彼时，龙、蛇以及蟾蜍崇拜，本质上属于一种造神行为。要知道，崇拜这一心理活动往往需要依托艺术形式与审美情感来展现，唯有将崇拜对象塑造得愈发高大、完美，方能契合崇拜者内心诉求。如此一来，在龙崇拜产生并逐步发展的进程中，人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显著强化与升华，并最终汇聚凝结，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龙、蛇、蟾蜍三位一体独特的龙崇拜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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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文化到春秋时期，“蛇”渐用于器具造型和装饰

　　在辽宁地区，蛇的形象，从8000年前的查海文化一直延续到60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

　　8000年前，被温暖、湿润气候滋养的查海先民，生活方式由原来的采集、渔猎模式逐渐过渡到以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模式。60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原始农业与渔猎之间不断切换。

　　在此次展览中，一件蛇状玉耳坠以图片形式出现在游客面前。这件耳坠呈灰白色，蛇的头部嘴巴、眼睛清晰可见，且非常光滑。大小约等于成年人食指中指并在一起。

　　周颖介绍，这是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珍贵文物，出土于朝阳市凌源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该遗址位于大凌河支流渗津河左岸，距离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群约51公里，被誉为“小牛河梁”。这一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牛河梁及其周边地区的红山文化聚落规模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于2009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多件玉器和其他文物。这件蛇状玉耳坠，既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珥蛇”的记述，即“以小蛇（或玉制的蛇状物）为耳饰”。

　　由于远古先民对蛇既畏惧又崇拜，故产生了许多关于蛇的神话传说。在《山海经》等古籍中，有关于神人戴蛇的记述。伏羲和女娲也被描绘成“人首蛇身”的形象，他们的创世神话显示了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崇敬，也展示了蛇形神灵作为智慧和生命源泉的象征。

　　进入青铜时代，辽宁地区也出土多件带有蛇形图案的文物。1958年，在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柏山脚下一座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墓里，相继出土了“双头蛇人面铜牌饰”和“双蛇纠结铜具”的文物。

　　“双头蛇人面铜牌饰”中间为一人面形，突额、长鼻、突唇、圆眼，外边是由身体相连的两条蛇盘曲构成的圈框，在人面与蛇形圈框之间有6个宽辐条形连接支撑，人面上下的两个宽辐条上饰有三角形花纹，背面有一穿鼻。牌饰的人物造型较罕见，当属典型的北方人种特征，为研究使用青铜短剑的古辽东地区人群族属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双蛇纠结铜具”整体似锚形。中间两条蛇盘曲缠绕形成4个椭圆，蛇头顶一方形系环，蛇尾与两只似凤鸟之类的动物相连，首方折，喙如钩。底足为5个联珠式装饰。通身嵌绿松石。这件器物推测应是一件华丽的马具，体现了北方先民重蛇、崇蛇的传统。

　　研究发现，这座青铜短剑墓里出土的青铜短剑有别于中原地区，是古辽东地区独有的“曲刃剑”，这既反映出当时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古代各族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这两件与蛇有关的青铜器文物也证明了当时的这支北方族群对蛇文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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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墓葬，再次出土“蛇衔蟾蜍”图案文物

　　有意思的是，“蛇衔蟾蜍”图案在我省共发现2件，除了8000年前的查海遗址出土的陶器外，还有一件出土于我省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战国时期“蛇衔蛙铜饰件”，该文物也亮相在今年的“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主题文化展”上。

　　这件文物为铜铸。它构思巧妙，将蛙与蛇的形态精妙融合在一起。文物中的蛙仿佛从远古的泥沼中跃然而出，前肢稳稳撑立，似在诉说着坚韧与不屈，后肢收屈，蓄满力量；灵动的是两条蛇，蜿蜒而来，各衔住蛙的后肢，蛇身缠绵、纠结，勾勒出3个椭圆形穿孔，恰似时光的眼眸，窥探着往昔。蛇尾俏皮地微微上翘，截面呈半圆形。

　　在蛙背与蛇眼之处，有绿松石镶嵌其中。“蛇衔蛙”这一独特题材在春秋战国时期常现于祭器之上，承载着先民的祈愿。而此刻，它化身车马具，穿梭于历史的车辙之间，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独有的动物意象，具有十足的地域文化特色。

　　对于这件文物，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文化解读。有人认为，它或许源自那时对蛇图腾的尊崇，也有人认为，这寓意着生命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诠释着天地间和谐统一的至美境界。

　　除此之外，我省还出土了隋唐时期的蛇元素文物。那时，朝阳被称为营州，是从中原通往东北、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和军事缓冲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此次展览中，就有出自朝阳地区唐代墓葬中的“双人首蛇身俑”。这类双人首蛇身俑起着驱妖逐魔、镇墓避邪的作用。

　　自北齐时起，随葬品中开始出现双人首蛇身俑，唐朝时达到鼎盛，并一直沿用至宋代。北齐至唐，双人首蛇身俑主要见于北方地区。后来，这种俑传播到南方，为南方贵族所喜爱。这类文物在唐代墓葬中大量出土，分布范围较广，主要集中在河东道和河北道，如山西、河北、辽宁等地，五代至两宋时期则在南方地区零星出土。这类文物多为陶胎或高岭土胎，极个别为瓷质，部分表面施有化妆土。双人首面目基本相同，有的头戴兜住下颌的尖顶帽，或者梳有尖发髻，兽耳，上肢呈兽蹄形趴伏于地，身体部分相连。

　　这类造型独特的“双人首蛇身俑”意味着当权者死后仍企望拥有权力和富贵。唐代墓葬中使用此类俑也可能有类似的寓意，体现墓主对生前权力和财富的不舍与死后继续拥有的期望。另外，这类随葬品呈现出唐代艺术的特点，人首面部丰腴，体现出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念；整体造型既神秘又充满生活气息，将人与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完美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是古代工匠巧思与技艺的结晶。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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