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 森

　　“妈，我回来了！”手还未触到大铁门，我的喊声已穿过院落，钻进30米开外的四间大瓦房里。这声音，像一只归巢的燕子，带着满身的疲惫与思念，扑向温暖的屋檐。

　　我的老家在营口盖州市十字街镇牌坊村5组。2003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从沈阳回家过年。那一路，像一场漫长的旅途：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摇晃着将我送到盖州，两个小时的颠簸小客车载着我驶向镇里，最后搭上一辆“一五甩”——这种前单轮后双轮的三轮车，冬天用塑料布和钢筋条支起一个勉强容纳两人的小棚，在寒风中吱呀作响。20分钟后，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

　　“回来了！”“这小子可算回来了！”“我刚才就说，你们两口子不用急，孩子放假了肯定能回来过年！”迎接我的不仅是父母和妹妹，还有隔壁的大奶。母亲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由分说地抢过我手中的行李。那一刻，我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放学回家的少年。

　　“你可算回来了，这四五天，你妈一到下午就到屯口去等你，昨天天黑才让我给叫回家。”大奶的话里带着笑意，却让我心头一酸。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也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年三十儿晚上才到家的春节。而那个年，竟成了我们全家在农村老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2003年12月，父母和妹妹随我搬到了沈阳定居。从此，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欢笑，连同家乡那浓郁的年味儿，都成了永恒的回忆，在岁月的长河中越发清晰。

　　童年的年味儿，是穿新衣的期待，是饺子的香气，是老姑从城里带回的糖果糕点。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这些简单的快乐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拥有。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买一盒100响的小鞭，我会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个摆好，盘算着从除夕放到正月十五。初一清晨，我总会偷偷溜出去，在邻居家放过鞭炮的地方寻找那些未燃放的小鞭，像寻宝一样仔细翻找。

　　上了初中，我学会了骑自行车，终于可以和父亲一起去镇里赶年集。虽然采买的细节早已模糊，但那种满足感至今记忆犹新。骑着满载年货的自行车，顶着寒风蹬一个多小时的上坡路，回到家时奶奶说：“这小子长大了，有用了。”年货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芦柑和红纸。在盛产苹果、桃李的辽南山区，来自南方的芦柑是难得的珍品。而那沓大红纸，则是书写春联的必备之物。父亲会带着我和妹妹仔细裁剪，然后送到大伯家。作为村里少有的初中毕业生，大伯的毛笔字是全村公认最好的。

　　腊月二十九，父母会在火盆上打糨糊，面粉在摔得变形的铝锅中慢慢变得黏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贴春联时，全家齐上阵：我端糨糊，妹妹递对联，父母负责张贴，爷爷奶奶则在一旁指点。不一会儿，鸡窝上贴着“金鸡满架”，猪圈挂着“肥猪满圈”，粮仓贴着“五谷丰登”，就连水井也披上了“井泉大吉”的红装。整个院子在春联的装点下，焕发出浓浓的年味儿。

　　年三十儿的清晨，父亲坐在灶前添柴，母亲在锅台前忙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与他们的谈话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农家最动人的晨曲。早饭一定要有鱼（年年有余）、豆腐（都有福）、白菜（有百财）、粉条（长长久久），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讲究。

　　年夜饭的柴火叫“幸柴”，是父亲和邻居从十几里外的深山砍来的。这种易燃的灌木，燃烧时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仿佛在诉说着农人对来年的期盼。中午前，家族的男人们要一起去祖坟祭祖。作为同辈中最小的，我从七八岁起就担任联络员，跑遍各家招呼大家出发。祭祖时向先人汇报一年的收成和家里的喜事。我家先祖是清朝中期从山东烟台闯关东来的，如今已发展成50多户的大家族。这种慎终追远的情怀，是年味儿中最庄重的一笔。

　　年夜饭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临近午夜，听到邻居家的鞭炮声，我和父亲就开始准备放鞭炮。1000响的大鞭要挂在十几米高的松树枝上，二踢脚、魔术弹、闪光雷依次燃放。爷爷、奶奶、妈妈和妹妹站在屋檐下观看，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

　　10年前，父亲因病离世。母亲说，父亲爱放鞭炮，不仅是为了热闹，更是对自己一年辛勤劳作的奖励。这种朴实的仪式感，是农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

　　午夜钟声敲响，我和妹妹要给长辈们拜年。初一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会把我们叫醒：“快起来，拜年的马上就进屋了！”整个侯屯的人都会来我家拜年，因为爷爷是村里年长的老人之一。穿着新衣的人们互相道贺，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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