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辽宁卷出版数量居全国第一——

　　用“文化长城”守护乡野大地上的集体记忆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自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图为展示的部分样书。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学术委员共有39位，辽宁有3位，数量居全国前列，他们分别是崔凯（左）、江帆（中）和耿柳（右）。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辽宁卷》书封。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近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辽宁卷》（以下简称“辽宁卷”）编纂工作培训会暨新卷本启动会传来好消息：目前辽宁共立卷58卷，在全国立卷数量中名列第二；已出版9卷，居全国出版数量第一……无疑，在这项重大中华文化建设工程和传统文化复兴示范工程中，辽宁领跑一步，取得佳绩，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为此点赞。

　　那么，辽宁的佳绩是如何取得的？辽宁民间文艺如何承载东北大地的集体记忆？如何完整呈现辽宁口头文学传统？本报记者历时一年多，分别采访了潘鲁生、万建中、崔凯、江帆、耿柳、詹娜等专家学者，以期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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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捞整理散落的民间文学“遗珠”，用“文化长城”来比喻这项工程毫不过份

　　辽宁卷工程进展迅速与“三套集成”编纂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大批中青年学者密不可分。这一代接一代的学者保证了民间文学事业的可持续性。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迎面吹来阵阵凉风，我们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听她讲那遥远的故事，《狼外婆》《狗耕田》《七仙女》《叶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的万字序言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故事组组长，中国民协副主席万建中深情地写下了开篇语。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因为演述人的断代而渐渐失传。“那些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若不及时抢救整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万建中说，大系正是举全国之力延续这一根脉的伟大工程，旨在将那些正在被遗忘的民间故事传统重新打捞起来，使之成为永不消失的纸质文本，供后人阅读、保存、研究和享用。

　　大系文库共计10亿字。工程从2017年开始，重点任务的第一项是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谜语、俗语、民间文学理论等12个系列进行编纂。

　　万建中将大系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下简称“三套集成”）做比：“大系比‘三套集成’规模更大、更系统、更全面，是一次从口头文学转化为文字的浩大出版工程，用‘文化长城’来比喻它完全不过分。”

　　其实，在大系工程之前，“三套集成”的规模已是空前：项目历时20余年，先后有数十万人次参与，最终出版了省卷本90卷，地县卷本4000多卷，总字数超过4亿。搜集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和寓言187万篇，民歌民谣、史诗、叙事诗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

　　现在看来，辽宁卷工程进展迅速与“三套集成”编纂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大批中青年学者密不可分。如今已经成长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大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江帆即是其中一员。当年，刚30岁出头的江帆完整经历了“三套集成”编纂工作。在专家前辈的指导下，她完成了故事辽宁卷的全部索引工作，并从此进入民俗学的专业研究领域。

　　在大系这种10亿字的浩大工程中，能够举全国之力，动员各领域中青年学者参与，不仅展现了国家的文化实力，而且体现了文化自信。万建中解释：“通过这样的工程，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化学者。除了来自高校的学者外，还有很多人是出于对家乡和生活区域口头文学传统的热爱而投身这项工作。多元性的人才参与使得我们的文化工程在当下尤为适时。”他断言，待大系工程完成之时，辽宁便能培养出一两代的专业人才。

　　省曲协副主席耿柳是这次大系编纂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之一。她在7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不仅承担辽宁“说唱卷”的8个卷本的主编、“说唱小戏分卷”10个卷本的副主编、成为大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及说唱组专家，还在编纂《大系·子弟书分卷》时，系统梳理了子弟书的流变，出版了《子弟书史论》一书。

　　万建中对此满怀期待：“等工程结束时，这些年轻人就会成为领域内的专家。他们一生可能都会从事民间文学事业，这样就保证了民间文学事业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大系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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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套集成”到本世纪大系出版工程，辽宁始终领跑全国，起到“打样”作用

　　潘鲁生总结辽宁取得佳绩的经验，主要有四点：一是高度重视，领导有力；二是发挥资源优势，有序推进；三是整合资源，强强联合，打破限制，吸收各领域专家；四是建设人才梯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三套集成”到本世纪大系出版工程，辽宁民间文艺工作者在这两项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中始终领跑全国。

　　“辽宁始终是榜样。‘三套集成’编纂时，辽宁就是第一个出齐资料本的省份，走在了全国前列。因为辽宁整体工作开展得好，全国总编委会希望辽宁将本省的常见故事类型编制索引，制成图表，率先编纂出故事卷样卷，辽宁又是第一个完成的。”江帆回忆，辽宁不仅制定了科学的编纂方法，在普查、整理过程中还找到了“故事家”——代表人物是沈阳的谭振山与何钧佑。谭振山是新民市的农民，能讲述超1000个故事，成为我国唯一走出国门讲故事的国宝级故事家。何钧佑是于洪区的锡伯族老人，其家族传承的长篇叙事作品被整理成书出版。

　　在大系的编纂初期，辽宁文艺工作者起到了“打样”的作用。2019年，由中国曲协原副主席、辽宁曲协原主席崔凯主编的《大系·说唱·辽宁卷（一）》出版，这是全国首批12个示范卷本之一，收录了1949年前流行于辽宁地区的多种说唱艺术形式，如子弟书、东北大鼓、二人转等。出版之后有专家赞以“可喜可贺，可敬可赞，可读可演，可圈可点”。

　　“辽宁的民间文学存量极其丰富，涵盖了从历史走来的民间故事、民间说唱、民间小戏、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等诸多门类。尽管在搜集、编纂工作中要尽力体现其原貌和历史发展的脉络，但部分文本失传的情况仍然严重。”崔凯讲述了当时的工作状态，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和编委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搜集和走访、整理文本，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力图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奉献出最好的文本，为这个时代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间文学的编纂工程，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项浩大工程。我们能搜集到多少，编纂成什么样子，都是后人看到的最后样子，这是对历史和未来的重要贡献。”

　　崔凯说，在大系资料整理过程中，辽宁的艺术家不计署名和报酬，给予了大力支持。如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将他的看家之作——《隋唐演义》奉献出来；单慧莉将父亲单田芳以及单田芳的母亲、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的家传书奉献出来。

　　正是因为大系辽宁编委会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严谨态度，也因为艺术家及其家属的无私奉献，“辽宁卷示范卷”的亮相格外惊艳。

　　“我透过它首先看到的是一群对中国民间说唱文学怀有真挚情感与责任担当、有深入研究的科学方法与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真知灼见与独到见解、‘不吃现成饭，不怕费周折’而令人钦佩不已的辽宁人。”大系“说唱”组一位专家点评说。

　　潘鲁生认为，辽宁卷在大系出版工程中取得佳绩，主要有四点经验：一是高度重视，领导有力，形成省文联统筹、专家把关、协会保障的工作机制；二是发挥资源优势，有序推进，从说唱、故事入手积累经验，逐步扩展立卷类别；三是整合资源，强强联合，打破限制，吸收各领域专家；四是建设人才梯队，通过实践锻炼培养优秀人才，构建老中青梯队。这些经验为辽宁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项工程中，专家的参与非常重要。他们了解辽宁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出处、分类，包括各个门类之间的传承谱系，并做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当年的‘三套集成’有很多积累，把过去积累的文化资源运用到大系上是很好的经验。”潘鲁生如此总结。

　　还有一个喜人成果，就是大系学术委员的数量辽宁也排在前列。如今，在大系学术委员会39位委员中，崔凯、江帆、耿柳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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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民间文艺资源丰富，遍地瑰宝，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群的集体记忆

　　因为文艺资源丰富，编委会不得不高标准选择材料：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广泛流传过程中艺人们口传心授、完善的说唱作品。这样选择的作品既能保证历史厚重感，也符合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

　　潘鲁生特意指出，辽宁卷是从说唱、故事入手积累经验，再逐步扩展立卷类别。这点明了辽宁民间文艺资源最丰富的两个方向：说唱和故事。

　　辽宁民间文艺资源丰富，二人转、东北大鼓、子弟书、莲花落、太平鼓、相声、评书、西河大鼓等说唱形式或者起源于辽宁，或者被辽宁百姓推广到东北乃至全国。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是从辽宁走向全国的。当然，其背后是数百位民间说书人的技艺积淀。

　　耿柳是曲艺作家、编辑家耿瑛的女儿，对曲艺行当了解颇深。她介绍：“当时沈阳曲艺团有100多名说书先生，鞍山曲艺团也有156名说书先生。辽宁的评书资源特别丰富，如果咱们把大系说唱卷都出全了，恐怕100卷都打不住。大系不是大全，我们要按高标准选择。”

　　崔凯进一步解读：“正因为资源丰富，所以辽宁编委会设立标准较高。最终确定的标准是：在1949年之前、在广泛流传过程中艺人们口传心授、完善的说唱作品。这样既能保证历史厚重感，也符合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

　　辽宁因多样的山海林草地貌形态而诞生了丰富的民间故事。在民间传说中，辽东山林、辽南沿海、辽西平原、辽北丘陵等共同建构了当地的自然生活环境及生产样态。外加汉族、蒙古族、满族、锡伯族、朝鲜族等多民族文化融合，民间俗信以及各种宗教思想碰撞，形成内容丰富、异质多样的风俗习惯。

　　万建中认为：“田野语境中的民间故事不是真正的文学，而是与生产生活浑然一体的表演文本。”

　　《大系·传说·辽宁卷（一）》主编詹娜认为，传说是一个族群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信念，一种特定范围内的共同记忆。辽宁地区的传说是辽宁人的共同记忆，它不仅是多民族文化、历史、伦理和习俗等有关的先民生活经历和心理经验的口头叙事方式，更是辽宁民众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生活风貌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是对以文字方式记录的正史的有力和必要补充。

　　在辽宁卷中，有展现早期部落时期及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节日活动、民俗信仰的历史风俗传说，有讲述族群创世先祖及英雄人物业绩的创世传说，有以柞蚕、人参、老虎、黑熊、蛇、狐等东北山林动植物为讲述对象的动植物传说，有以关门山、桂花岭、平顶山、精严禅寺、医巫闾山、本溪水洞等特定地貌、山水湖泊及历史遗迹为主题的自然风物传说等。

　　也正是因为辽宁有如此丰富的说唱、故事资源，使得大系辽宁卷的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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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活角度出发，把辽宁大地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传播起来

　　大系编纂过程不是简单的文献汇编，更不是既有成果的平面复制，而是以抢救性普查为根基，是田野深掘与文本精校的双向奔赴，同时也是为辽宁书写历史。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文化、文人文化比较多，今天我们做的民间文学大系主要是民间文化、老百姓的文化。我们要从生活的角度出发，把辽宁大地上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传播起来，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潘鲁生说。

　　省民协秘书长杨东乐介绍，自大系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已申请立卷58卷，启动45卷，其中9个卷本已经出版，4个卷本正在出版社编校中，9个卷本在初审复审中。主编队伍从崔凯、江帆、郝赫等老艺术家逐步扩大到耿柳、詹娜、穆凯、张姣、隋丽、崔晓、闫光明、姚宏越、朱月等中青年骨干。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辽宁的编纂工作之所以能立卷规模居全国次席、出版数量居首，是一种合力，是辽宁省民协充分调动省内的人才资源和民间文学资源的具体体现。

　　耿柳认为，大系编纂过程不是简单的文献汇编，更不是既有成果的平面复制，而是以抢救性普查为根基，是田野深掘与文本精校的双向奔赴，同时也是为辽宁书写历史。换句话说，我们这次打捞到多少，就能为后人留下多少。

　　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多元化和艺术传播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民间艺术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现在的记录工作，无论是活态传承还是发展都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让这些传统艺术继续生存下去，并且能够沿着文脉的支脉，继续呈现我们的生活。

　　编委会在编纂过程中，已经感到现代读者和观众很难通过这些作品解读到它们的原始状态，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生长环境和传播生态环境。

　　省曲协副主席、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教授崔晓在编纂过程中注意到，现在观众所了解的二人转已经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蹦蹦戏相差甚远。她直言：“二人转这个名字是1952年才定名的，在此之前被称作‘蹦蹦’‘小秧歌’‘双玩意’，是没有登过正式舞台的民间表演艺术。”

　　“我们申请了二人转卷本，由崔晓担任主编。我们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精选那些优秀的作品入卷，并记录下这些艺术形式的原始形态，让原本活跃在田间、茶社、乡村或城镇的内容完整地呈现出它们的发展过程。”崔凯颇有感触地说。

　　二人转的表演场地和观演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过去的演出形态与现在大不一样。在过去，首先是丑角（男演员）出场，通过走边、喊赞、说口稳住观众，然后请出旦角（大部分是男扮女装）唱小帽儿，再请观众点戏，这时候才开始唱正戏。崔晓的工作，就是通过二人转综合卷本再现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东北地方戏所呈现的传统二人转演出形态。

　　万建中在工作中感受到，即使加快进度，仍然不断有传承人离世，损失掉很多原始宝贵的资料。他认为，现在正是对口头文学传统记录、普查、出版的最好时机。

　　“只有我们国家能够举全国之力做这样的事情。从《诗经》采风到汉代乐府，中国人一直都有对口头文学传统记录的习惯，这和我国注意保存口头文学传统有关系。”万建中说，“当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最后完结时，辽宁可以整体、全面、系统地展示它的口头文学传统，这是一次最完整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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