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卉

　　小说家王小波曾对诗人穆旦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说穆旦翻译的《青铜骑士》“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从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王小波将优秀译笔之于中国文学建设的作用，推向了某种极致，似乎有那么一条秘密通道，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心灵在文字里会合，这就是文学之于内心的隐秘意义。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穆旦在《智慧之歌》中的这句自白，被学者易彬拿来作为穆旦传记的题目，以此打开这位诗人充满“丰富的痛苦”的精神世界。易彬所著《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以六百余页的厚重篇幅，穿越历史迷雾，将一位诗人、译者在风云时代中的挣扎与坚守，化为一部令人心颤的知识分子精神史诗。

　　穆旦的一生，是“幻想”与“尽头”不断交织的旅程。青年时满怀热望奔赴缅甸战场，亲历野人山炼狱；办报东北以笔作枪，投身抗战；海外学成毅然归国，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易彬以史家笔法钩沉档案、日记与书信，在参差对照中复原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易彬的笔触超越单一文学视角，将穆旦置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坐标系中。这种历史透视使传记成为一部“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启示录。个人与时代如何发生纠葛，一个写作者如何应对时代，而时代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写作者。

　　作为一个诗人，穆旦写道：“我深心的旷野中所高唱的真正的自我之歌”。在抗战胜利后，穆旦在文化上的努力十分明显，他的写作数量增加，发表作品也较为频繁。在文化交往上， 1946年至1947年间与北平的沈从文、冯至、林徽因等人有较多交往，1948年之后，随着生活地转至上海，他的文化圈交往扩大，其交往中心人物是巴金。穆旦也曾多次与汪曾祺在同一报刊发表作品，其诗歌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向文化界人士力荐其在东北印刷的《穆旦诗集》。

　　当严寒冻结了诗歌表达的河流，穆旦选择以翻译凿开冰层，让创造的生命力在暗河下奔涌。上世纪60年代，穆旦埋首译出《唐璜》初稿，常为拜伦诗境折服而欣然朗诵；《丘特切夫诗选》中，他写下2.5万字译后记，与这位生前寂寥的俄国象征派诗人灵魂共鸣。尤为深刻的是，易彬揭示翻译之于穆旦实为一种“隐晦教诲”，穆旦执意翻译艾略特、奥登，将现代主义的诗学基因悄悄植入汉语土壤。正如穆旦在晚年诗作中所写：“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翻译正是这“普通生活”中不普通的坚持。

　　穆旦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待，得到了实现。他的译作大量出版且印数往往非常庞大，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册。他20年来心心念念的译作《唐璜》于1980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初印4万册后多次重印或再版。尽管这些他已经看不到了，但他的译作如《普希金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等获得数十万册的发行量，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

　　这是一次并不轻松的阅读，《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呈现的是一个始终不曾熄灭的心灵。穆旦通过坚守文学理想获得生命的尊严，这或许正是对“幻想尽头”最有力的超越。

责编：王永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