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埘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面临抉择：是随机构西迁，还是留守沦陷区？上有古稀祖母，下有襁褓幼子，全家十口人的现实让他最终留在上海租界的“孤岛”中。这位“五四”运动的干将，在民族存亡关头转身扑向故纸堆，在炮火中抢救珍本古籍。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正是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吴真历时15年深入中日档案馆，以新发现的1939年郑振铎日记和大量日方档案为线索，重现了这位书生在“敌人的魔手巨影”下抢救1.5万余种宋元善本的壮举。

　　当上海沦陷，炮火不仅摧毁建筑，更引发了一场隐秘的文化掠夺。日本军方制定了详尽计划：每个师团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拟出“接收”清单；随军特派图书馆员以“整理”之名劫掠机构藏书；掠夺的书画甚至被割去装裱以便偷运。更令人心惊的是，日本汉学家深度参与此劫——当稀世孤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上海，中介陈乃乾抢先在日刊《书志学》介绍此书，暴露日方对中国古籍的虎视眈眈。

　　郑振铎敏锐察觉危机：“日人对我国文献的搜求，近言之，为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为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在日军特务机关“梅机关”的监视下，他化身书林斗士。清水董三等特务多次试图收买他，却不知这位书生正以购书为盾牌，守护着文明的火种。

　　上海孤岛犹如京剧《三岔口》的舞台——黑暗中多方势力缠斗，敌友难辨。郑振铎的战场在四马路的旧书店、藏家的密室、每周秘密聚餐的“星六会”。仅1939年，他就参加了36次这样的聚会，在饭桌上构筑起文化保卫的网络。

　　吴真以侦探般的笔法揭开幕布。当《古今杂剧》这部包含242种元明杂剧的孤本出现，郑振铎遭书商潘博山设局抬价，却不知背后牵扯陈乃乾与潘家的宿怨。最终他举债九千大洋为国家抢下瑰宝，今日它安然存放于国家图书馆。

　　身处沦陷区，郑振铎承受着双重焦虑：既要躲避敌伪追捕，又背负“未赴国难”的道德枷锁。他将抢救文献视作自我救赎：“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这种信念重塑了传统藏书观——当藏家崇尚宋元古本时，他提出“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方志、地图、晚清别集这些曾不被重视的文献，因承载国家民族记忆被他奋力抢救。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中特别关注传统史学忽视的旧书商群体。郑振铎善用中间人，与书林高手角力，甚至“与诸贾竞”，只为践行“楚弓楚得，古籍留存国内”的原则。

　　这场暗斗延续至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抢救的3万册古籍曾被日军劫往东京，但因他保留的详细书目成为追索铁证，最终完璧归赵，守护了文明血脉的完整。

　　郑振铎的坚守超越时代——他深知房屋可重建，工厂可更新，但烧毁的《永乐大典》、漂海的《敦煌卷子》，一旦消失便是文明永恒的伤疤。吴真以书籍史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当战火企图焚尽文明记忆，正是这些在孤灯下整理书目的身影，为民族守住精神的河床。三联书店出版这部新著，不仅复活了一段“暗斗”史，更让我们听见文化血脉在书页间奔涌的潮声，那是中华文明在至暗时刻依然强劲的心跳。

责编：周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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