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明

　　英国女作家裴丽珠的《北京纪胜》以惊人的空间完整性构建了20世纪初北京的全景图卷。显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全景，是一部立体的城市志。从“迷人却衰败”的城墙出发，她的足迹覆盖了紫禁城、三海、天坛、颐和园、西山寺庙、长城陵寝等核心地标，更延伸至使馆区、古玩市场、市集等日常生活空间。这种布局绝非旅游指南式的罗列，而是通过建筑肌理与历史脉络的联系，将北京转化为可阅读的空间文本。当她在景山顶俯瞰镀金般的京城暮色，或在金水河畔描绘“大理石栏杆间蜿蜒流淌”的如画景致时，建筑史、政治史与生活史已在空间坐标中融合。

　　更为可贵的是，裴丽珠突破了静态的空间叙事框架。书中专设《过去的画意》一章，敏锐捕捉那些正在消逝的民俗场景：街头小贩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如同“伦敦鱼贩或巴黎四季商人”的市声；打更人在夜色中的梆子声唤起“莎士比亚笔下道格勃里”的戏剧联想；清朝大臣的仪仗队行进被喻为“伦敦市长巡游”。这些类比既是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意外保存了声音、动作与仪式的动态史料，使民俗学记录具备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特质。

　　尤为难得的是，裴丽珠对岁时节庆的系统梳理填补了西方观察者的认知空白。她详述中元节河灯如星、冬至祭天等场景，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形成跨世纪呼应。当西方旅行者多聚焦于视觉奇观时，她却记录了时间循环中的生命节律——这种对时间维度的自觉书写，使《北京纪胜》超越了同期多数西方游记的平面化记述，构建起时空交织的立体城市档案。书中收录的几十幅地图、平面图及建筑剖面图，使文本具有了空间复原的实操性——当现代研究者试图重建民国初年北京城墙箭楼的形制时，这些图纸的价值甚至超过万言描述。这种图文互证的自觉意识，在当时西方中国学著作中实属先驱。

　　“如画”作为全书核心审美范式，在1931年版《北京纪胜》中出现达49次。裴丽珠以此定义北京特质：“无处不在的如画氛围，与寻常事物的鲜明对比，新与旧的奇妙混合”。这是美学滤镜下的史料保存，这一维多利亚审美趣味的移植，成就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她对“画意”场景的筛选标准，意外保存了现代化浪潮前的北京生态。将西陵比作“金色雉鸡”的奇喻，对“驼背桥（玉带桥）倒影摇曳”的迷恋，本质上是在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那些被本土文人视为平常的景观，因被置于西方审美框架中获得凸显。

　　在当代译本中，季剑青使“如画”表述转化为可批判性阅读的史料。新版《北京纪胜》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季剑青基于1931年定本的深度译注工程。该版本不仅是裴丽珠生前最终修订版，新增紫禁城专章及北海承光殿等内容，更通过三重学术介入，使原著完成从游记到研究底本的蜕变。800余条译注构成“平行文本”，如指出裴丽珠将“五塔寺原型误作印度菩提伽耶寺”（实为金刚宝座塔制式），同时补充该寺当代考古成果；当原著提到“前门夜市珠灯如星”，注释则考据《北平风俗类征》印证其规模。这种古今对话式注释，使文本成为流动的知识场域。正是通过这种学术转化，书中那些曾被“如画”滤镜柔化的历史皱褶被重新展开，更能洞见文本中个人记忆与帝国叙事的博弈。译注本由此成为打开20世纪初中西权力关系的密钥。

　　裴丽珠的《北京纪胜》自1920年问世以来，便被林语堂誉为“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这一评价不仅源于其内容的广博，覆盖了北京的地理、建筑、民俗与历史，更在于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北京纪胜》恰在于它的不完美，反而真实呈现复调档案中的城市灵魂：裴丽珠既无法摆脱所谓的文化优越感，又对北京怀有真挚热爱；她哀叹传统消逝却无视底层苦难，又以人类学家的精确记录下市井百态。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复调书写，使文本超越个人游记，成为解码20世纪初北京的文化密码本。《北京纪胜》描绘古都“画意”，落笔时已听见推土机的轰鸣。这种记录与挽歌的双重性，恰是城市记忆最真实的温度。

　　季剑青的学术译注则赋予了这部经典当代生命力。通过版本校勘、史实修正与语境还原，他使裴丽珠的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历史资源。当我们在护封镂空处窥见着色老照片中的“驼背桥”，或在译注指引下比对当代卫星图中的城墙遗址，两个北京在书页间叠印——一个是裴丽珠挽留的“金色梦境”，一个是浴火重生的现代都市。真正的史料价值不在完美叙事，而在诚实保存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叹息。

责编：王永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