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前一段时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师从众师”有感》，谈到上世纪50年代，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在1954年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他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出版人，如胡绳、叶籁士、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范用、戴文葆、冯宾符、张明养、梁纯夫、王仿子、徐律、戈扬、金敏之等，还有许多文化名流，如刘仁静、何思源、朱南铣、陈玉祥、舒怡上、董秋水、郭根、谢和赓、应德田等，还有许多优秀的著译者，如游国恩、邓广铭、萧珊、周建人、叶笃庄、凌其翰、陈寅恪、邓拓、吴晗、贺麟、夏曾佑、翦伯赞、吕振羽、郭从周、邓之诚、唐长孺、罗尔纲、王荫庭、李剑农、王以铸、施咸荣、黄雨石、宋云彬等。那时年仅二十几岁的沈昌文不但为他们服务，还跟他们学习读书方法，学习做人做事，为自己打下一生的工作基础。所以后来沈先生经常会说，那六年的经历是他学习做出版的研究生时期。

　　上文发表后，有读者询问：那六年以及此后六年，除了沈先生自身受益的回忆，还有哪些难以忘怀的书人书事呢？确实有很多，在阅读中我甚至觉得，如果以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缩影，那时的文化出版界，似乎发生着一次深刻的变革，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影响颇为深远。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需要提到沈昌文、史枚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合作编撰的一部书稿，题曰《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这是一部未出版的著作，现存的文稿是沈、史二位亲手刻印的油印本。史枚是一位老前辈，也是1979年《读书》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掌握大量的出版资料。由于这部书稿产生于非常时期，全文运用反语叙事，取义微妙，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许多故实难得留存。此前有些著作如《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曾经引用过这部书稿中的部分内容。现在我们以这本《大事记》为依据，讲述一下人民出版社在那场变革的过程中，几段与选书相关的故事。

　　一是“开门办社”，沈昌文、史枚在《大事记》中记载：“五十年代初的出版社是不必出去组织稿件的。”但是到了1954年1月，中央转了一个文件《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谈到人民出版社开始改革的几项举措，为此在人民出版社及其副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名下，成立六个编辑室。《大事记》记载：“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改革之后，首先着手拟定人民、三联、世知的三年选题计划，在本市，一口气开了十一场座谈会，向各方面一百多位‘权威’征求意见。在外地，陆续出去六七个组稿团，去中南、华东、华北三地活动，都由主要领导带队。这一来，组织到不少稿件。由陈原带队的中南组稿团访问了数百个学者，多方设法说服他们，让他们把该出而未完成的半成品整理出来……三联重新对外打出招牌，对内成立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陈原（兼），副主任戴文葆，而且出外组稿。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了三个选题计划，三联的计划影响最大。”那么，有哪些出版计划呢？诸如整理出版中外经典著作，整理出版一些非政治类的有用的书，以及一些旧学者的新旧作品、一些新生代学者的新著等等。举一个例子，据沈昌文回忆：“这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们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跟后来出的‘灰皮书’‘黄皮书’不一样。灰皮书、黄皮书的封面就是灰的或是黄的。这个计划现在还在，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就是《小逻辑》。”（《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小逻辑》黑格尔著，贺麟译，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1959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是“翻箱倒柜”，就是请老学者把手中的好东西拿出来，出版过的或待出版的书稿，争取交给人民出版社及三联书店出版。《大事记》记载：“一九五四年十月，由王子野带队的上海组稿团，从文史馆和各大学‘发掘’了一大批遗老遗少，如前清探花商衍鎏，黄色文人周瘦鹃，资产阶级学者栾调甫，资产阶级记者陶菊隐，他们的许多著作都在以后陆续出版。”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1957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陶菊隐多卷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再如刘节《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宋桂煌译《论宗教》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李棪《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曾彦修、陈原等人对这些书极为欣赏，如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被曾彦修誉为“京派”著作，特意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三是“放开手脚”，换言之，就是解放思想。1956年莫尔《乌托邦》在三联书店出版，据《大事记》记载：“出版此类书，有些人一直有顾虑。一九五八年王子野说：‘莫尔的《乌托邦》是名震全球的作品，销售十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书店要进货，要勇敢一些，不要小手小脚。’”还有一些存在争议的著作，例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再如罗尔纲的考据性著作《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也在1958年三联书店重印。再如张荫麟《中国史纲》、缪钺《读史存稿》、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等著作，均得到陆续出版。

　　还有罗福颐《印章概述》、王冶秋《琉璃厂史话》、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等杂书，罗福颐在书中赞扬他的父亲罗振玉对古印研究是“新的方法之一”。据《大事记》记载，王子野、范用十分重视此类“杂书”的出版，称之为“枕边书”“软书”，打算每年出一两种，不仅亲拟选题如《古代人的姓氏、名号和避讳》《新茶经》《梅兰芳》《齐白石》《民间节日杂谈》等，而且不遗余力地美化这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用五号仿宋排印，天地宽，行距稀，版本很讲究。他们还请邓拓审读《印章概述》书稿，邓拓阅后复信说：“这本小书还是目前所需要的。”

　　四是“专家治社”，据《大事记》记载：一九五五年三月人民出版社范用等人提出的第一批六十六个特约审稿人，如王惠德、于光远、王宗一、许立群、陈翰伯、姚溱、黎澍、翦伯赞、冯友兰、汤用彤、向达、刘大年、顾颉刚等。一九六一年十月王子野请翦伯赞来出版社内讲座，讲述“让步政策”“论从史出”“历史主义”等观点。王子野极力赞扬翦伯赞的讲座，要大家向他“学习”。他说：“翦老上了很好的一课……‘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翦老就是传金针来的。”在翦伯赞的这次讲座前后，来社内讲座的还有金灿然、陈翰伯、胡绳、戴逸、吕振羽、管大同、许涤新、白寿彝、彭明等许多专家，当时还准备邀约吴晗等来讲座。

　　1961年末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补订本》在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初王子野提出编辑《史学丛刊》，介绍上世纪30年代的史学成就，宣传“新观点史学家”，聘请吕振羽为主编或顾问。范用等人提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著作“为《史学丛刊》树起了样板”，还主张把目录送邓拓、黎澍、翦伯赞、田家英、吴泽、薛暮桥等征求意见，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范用说：“这套丛刊的作用，主要是反映新史学的摸索、开拓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内容可以有两个方面：一、选印曾经有过比较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二、编印重要论战的文章。”1962年9月范用给陈原写信说：“我们有一个打算，即有选择地出一批史学界知名学者的著作，除了陈垣，还有陈寅恪、顾颉刚等人，每人一本，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信中还特别赞扬陈垣的著作“是唯物主义的”。陈原复信对此表示赞赏，并说中华书局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陈原还说：“总之，这是一件未了愿望。”范用、陈原等人的这一策划，在此至1965年为止，出版此类文集近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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