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明

　　看点

　　朱刚教授的经典之作《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巧妙剥离“道”的玄奥外壳，鲜活呈现了从中晚唐到北宋时期，文人群体在政治风暴、贬谪困顿与日常生活之间，精神面貌如何从悲壮抗争转向豁达安顿的。它如同一部精彩的历史传记，让我们得以窥见韩愈的执拗倔强、柳宗元的清冷孤寂、欧阳修的宽厚从容、苏轼的旷达洒脱。这不仅是一次对“古文运动”的再发现，更是一幅描绘古代士大夫冲突、挣扎与超越的精神风貌图谱。

　　朱刚的《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以下简称《文以载道》）虽以“道论”为名，但其精妙之处，在于它如同一台高倍率的历史显微镜，透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四位文学巨擘的思想与文字，为我们清晰地显影了从中晚唐到北宋时期300年间，文人群体精神面貌的深刻嬗变。若将“道”的哲学外壳暂且悬置，会发现书中呈现的是一幅远比单一标签更丰富的士大夫精神画卷——他们在政治风暴中的挣扎与坚守，在贬谪困顿中的自我安顿，在日常生活里的雅趣追求，共同勾勒出他们精神风貌的立体画卷。在这幅图景中，“道”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哲学概念，而是呈现出四种各异其趣却又相互关联的精神面相，共同构筑了中晚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价值世界。

　　韩愈的“道”呈现出鲜明的战斗性。韩愈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捍卫着儒家之道。《原道》中构建的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谱系，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争夺话语权的一种策略。这种战斗性深刻影响了韩愈的文学风格，使其文章充满辩驳的力量与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朱刚精辟地提出，韩愈的文学成就恰恰源于这种“为道而战”的紧张感，他的奇崛文风与排宕气势，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哲学的文学转化。

　　与韩愈的激进卫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柳宗元的包容性道论。柳宗元对“道”的理解更为开放，他不仅接纳儒家内部的不同流派，还对其他哲学思想持有相当的同情与理解。在柳宗元看来，“道”并非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吸收异质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历史性存在。这种包容性使得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韩愈不同的面貌——少了几分战斗的锐气，多了几分沉思的深邃。他的山水游记不仅是文学审美的典范，更是其道论的物质化呈现，在自然山水中体悟天地之道，在孤寂贬谪中完成精神的升华。

　　欧阳修则将“道”从形而上的高空拉回到日常生活的平实大地。他的贡献在于实现了“道”的平民化与生活化转变。在欧阳修看来，道不远人，它就蕴含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人情事理之中。这种道论的转向使得欧阳修的散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与现实关怀，他的《归田录》《醉翁亭记》等作品，无不是在平凡琐事中发掘深刻哲理，在日常生活里体味永恒之道。朱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变的意义——欧阳修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文以载道”的实践路径，使文学不再仅是讲章的载体，而成为记录与反思日常生活的媒介。

　　苏轼的道论则呈现出灵活性与适应性。面对仕途的起伏与人生的无常，苏轼发展出一种能够随物赋形、与时变化的道论体系。他的卓越之处不在于坚守某种固定不变的原则，而在于能够在各种逆境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心灵的安宁。苏轼的道论是流动的、开放的。既有儒家的担当，又有道家的超脱，还融入了佛家的空观。这种集大成的道论使得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他的诗、词、文、赋无不展现出一种“无意于佳乃佳”的自然境界，正是这种对道的深刻理解与灵活把握，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难以企及的高峰。

　　朱刚通过这四种道论类型的精细区分，为我们理解唐宋古文运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传统文学史常将古文运动简化为一场文体革新运动，但《文以载道》有力地证明，文体革新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转型与价值重构。四大家的道论差异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思想取向，更折射出唐宋时期士大夫群体应对时代挑战的不同路径。从中晚唐到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面临着政治结构变革、外来思想冲击、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复杂局面，如何在这一背景下重新确立他们的文化身份与精神坐标，成为四大家共同面对的历史课题。

　　《文以载道》一书揭示了“文”与“道”关系的辩证性。传统理解往往将“文”视为“道”的被动载体，但朱刚通过细致文本分析表明，四大家的文学实践实际上参与了对“道”的重新定义与建构。文学不是思想的简单传声筒，而是思想生成的重要场域。韩愈的雄文强化了其道论的权威性，柳宗元的幽深之笔展现了对道的复杂性的尊重，欧阳修的平实散文体现了道的日常性，苏轼的灵动篇章则证明了道的灵活性。在这一意义上，“文以载道”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文以载道，道亦塑文。

　　朱刚对四大家的分析并未陷入简单的类型学划分，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之间的思想传承与对话关系。欧阳修对韩愈的推崇与超越，苏轼对柳宗元的心领神会，这些思想脉络的交叉与碰撞，构成了一幅动态的思想史图景。正是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传承与革新，唐宋古文运动才得以形成一股持续影响数百年的文化潮流，不仅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而且重新定义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通过四大家的个案研究，朱刚清晰地勾勒出了这条精神变迁的轨迹：从中晚唐时期以政治抗争为核心的紧张、悲壮型人格，过渡到北宋时期以文化建设和生活审美为依托的从容、豁达型人格。这一变迁的背后，有两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一是古文运动，一是北宋“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古文运动与诗文革新不仅是文学形式的革命，更是士大夫群体重塑自身文化身份、表达政治主张、安顿个人心灵的过程。从韩愈的“陈言务去”到苏轼的“行云流水”，文风的解放恰是心灵解放的写照。北宋政治结构的演变，“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使得文人的政治参与感和责任感更强，尽管党争依旧，但其性质与残酷性已与晚唐时期有所不同，这为欧阳修、苏轼等人提供了虽屡经挫折却未曾绝望的舞台。

　　《文以载道》一书呈现出“文以载道”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士大夫精神面貌生动真实的展演。韩愈的倔强、柳宗元的清冷、欧阳修的温厚、苏轼的旷达，共同汇聚成中晚唐至北宋时期一道璀璨的精神星河。他们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扁平化的名字，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有血有肉、有笑有泪、不断求索的鲜活个体。通过朱刚的笔触，读者得以穿越千年，真切地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文人的心跳与呼吸，他们的困惑与坚守，他们的脆弱与伟大。这不仅是一部文学思想史著作，更是精彩绝伦的士大夫精神史。

责编：齐志扬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