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临终前，外婆的床头有几个橘子。我跑去拿橘子，她竟然拒绝了我，她说，这一次她想留给自己吃。然而第二天，她就走了，这几个橘子，终于不曾吃完”。在《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中郑嘉励的文笔温润细腻到令人窒息。外婆经历过物质的高度奇缺，以前总是尽可能照顾子孙。而临逝前，她的这一“自私”之举，是对自己唯一的宽慰。

　　这是一部饱含家族记忆的纪实著作。书读完有段日子了，掩卷沉思，这不只是郑嘉励个人的“家族志”“村庄志”，更像是从农村走出的同龄人的共同记忆。先前读过他的《考古者说》，行文风趣幽默如同一位高级段子手，给人留下愉快的体验。本书字里行间浸透的则是生活沉重的质感。这个原本与“洛阳铲”打交道的考古学家，这次将探寻历史的手铲转向自身血脉的源头——浙江玉环楚门的朝东屋自然村。郑嘉励打捞一片片历史残片，拼接出一个个性格与亲情棱角分明的形象，最终汇聚成一个村庄的历史。

　　郑嘉励说：“村庄是大一点儿的家庭，家族是小一点儿的村庄。”朝东屋村临海，在靠海吃海经济发轫之前，可耕地少，农作物收成低，导致一种由海拔构成的梯级现象：海边的不如山里的，山里的不如那些平原地带的。不过，这丝毫难掩老一辈人的自信，他们总会告诉下一代，朝东屋村是全国最好的地方。田稀地少，还会助长一些人对土地的报复性崇拜，打小时因母亲缺奶水靠喝米糊长大的“糊人叔”，至死坚信，“种田乃天下最稳妥的工作”。

　　经济收益的差别折射到生活中，便是一条层次分明的链。很不幸，朝东屋村位于这条链的末端，而父亲更像是这个末端中的末端。因历史原因，父亲从代课教师下岗，在种田的乡亲面前更显低人一等。父亲能够娶到山里有地的母亲——尽管她目不识丁，已经是祖坟冒了青烟。当了农民后，父亲先前教书的那些“优点反而成了缺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母亲常常数落父亲的懦弱与无能，甚至连看报的习惯也成为她抱怨的导火索。

　　每个人都有自己读懂父亲的方式。很多人写过父亲，笔墨之中常常充溢着“大爱”二字。郑嘉励笔下的父亲，有一个认识进阶的过程。一开始，父亲的形象并不高大，反倒如同母亲眼中的懦弱。因此，走出父亲的阴影，这既是母亲的期望，也是子女们学习的动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郑嘉励渐渐发现，默默无闻的父亲有更多侧面。改革开放后，父亲没有像别人那样开作坊办工厂搞经商，而是支个小摊，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始终如一。父亲坚信读书是子女们的最大出路，对于孩子们的上学，父亲总是以力所能及的方式，默默地支持。后来父亲患上肝病，担心传染家人，吃饭时，主动不与大家同桌，刻意专用碗筷。当偶尔得知有人因肝病去世时，因联想到自己而“闷闷不乐，好像别人致命的肝病会传染给他似的。一个人心理虚弱，就会草木皆兵，对号入座”。

　　多年后，郑嘉励猛一回首发现，曾经试图挣脱父亲的影响，其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自己的骨髓里，反倒越来越像父亲。当同事们纷纷把握投资房地产的风口时，自己却瞻前顾后，颗粒无收。郑嘉励自嘲道，“我的底色是个农民。”

　　写到父亲，自然绕不开母亲。虽然印象中母亲常常责怪父亲，但郑嘉励认为，母亲并非天生就这样一种强势人格。母亲从小经历了姥爷的出走，再也未能“受到命运的眷顾”。在外婆独自的拉扯下，母亲“一点点丢失少女的天真，成长为务实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女人”。然而，父亲软弱的性格不足以为母亲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空。母亲没有别的更好选择，除了数落父亲的不是外，再就是不停地将期望转嫁在下一代身上。

　　严谨，是考古学家的基本素质。在剖析亲情时，郑嘉励没有千篇一律地盛赞血浓于水，而是正面直击矛盾痛点，亲情间的嫌隙与龃龉，在他的“铲刀”下一览无余。一生不顾家的大伯四个子女都没有读书，年老后只能躲在寺庙里消磨余生。一个从小缺少关爱的人，终不愿意将自己的爱施与子女。“人性在利益面前经不起考验”，宅基地纠纷越来越成为乡村矛盾的焦点，郑家终概莫能外。多年后与小姑妈的宅基地纠纷，将亲情涂抹上一层沉重的阴霾。

　　时移世易，改革开放后，浙江在乡镇经济方面开始发力，当年贫瘠的朝东屋村因此受益，那些破败的盐田小屋成为外来打工者的租屋。欣欣向荣的背后，郑嘉励并不认为乡村只有田园牧歌，反倒觉得那只是文人的美好想象。他并不否认左邻右舍的互帮互助，但又认为，乡村的世俗或者说陋俗早就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肆无忌惮地在背后谈论他人的婚姻、生育、就业、子女等问题司空见惯，所有问题都可能成为咬耳根的乡村“热搜”。更有甚者，慕强凌弱，罔顾亲情。郑嘉励说：“农村并不总是讲理的地方。”吵架是乡村的一大陋习，“吵架越来越凶，彼此揭发的隐私越来越肆无忌惮，仿佛人人都是男盗女娼，丝毫不顾忌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的伤害。”

　　郑嘉励成长的岁月，正是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深刻变革的年代。当年农村娃读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于对吃商品粮的强烈渴盼。而朝东屋村人最渴望的，就是像村里唯一吃商品粮的那户那样，早上可以喝杯牛奶。郑嘉励进入大学后，第一次拿到梦寐以求的粮票时没法不深感欣慰，自己终于也是吃粮票的人了。然而，改革开放的步伐超出了想象，还没等他焐热手中的票根，配额制度取消，心里一下子空落落，感觉失去了身份的归属，“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说是乡下人，乡下没田地。说是城里人，手里没粮票，城里没房子”。

　　繁华都市与田园牧歌形成的强烈反差，常常令游子们在挣脱与归属间反复彷徨，郑嘉励亦不能除外。“我曾经对农村生活厌恶至极，到了城市，不如意事十之七八，又重生了关于家乡‘田园牧歌’的想象。但在农村住不了几天，又会感念城市生活‘大隐隐于市’的逍遥自在”。我们都只是历史的一粒粒尘埃，包括朝东屋村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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