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纺纱厂 为东北棉纺业华丽奠基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遗址

  奉天纺纱厂厂牌

  奉天纺纱厂所处的和平区抚顺路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抚顺路的奉天纺纱厂,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是当时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大的具有现代工业意义的民族棉纺企业,它推动了东北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地方

  张作霖支持民族企业创办奉天纺纱厂

  百年前,东北人生活所用布匹,全是农民手工织就的粗布,老百姓都叫它“家机布”或“土布”“粗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东北的开埠,西方现代纺织业生产的“洋布”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东北,“洋布”的入侵毁灭性地打击了民间“家机布”的生产,人们的衣着逐渐依赖于“洋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燃及欧、亚、非各国,战火所到之处,民生凋敝,物品奇缺,棉布更成为最奇缺的物品之一。当时的东三省棉布市场已被“洋布”垄断,粗布大部分退出市场,东北尚无一家生产“洋布”的现代棉纺企业,百姓衣着多系外货,“洋布”无货进口,百姓衣着断源。

  1919年,刚刚就任东三省巡阅使、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听从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的建议,决定在奉天省城筹设纺纱厂生产“洋布”,并令省财政厅核定办法,省财政厅拟订方案,厂名定为奉天纺纱厂。1920年6月,由省财政厅出面订购美国纺机1万锭,织机100台,9月通知奉天省各县招募商股,10月勘定厂基于奉天城小西门外十间房北商埠界内(今沈阳北市西)。1921年2月,派佟兆元为厂长负责筹建,10月1日全部开机,正式投产。

  奉天纺纱厂是当时东北最大的棉纺企业

  奉天纺纱厂是当时东北最大的棉纺织厂,厂区占地318亩,仅车间厂房就有600多间,设有纺、织两厂,纺厂分钢丝、并条、粗纺、细纱、摇纱、成包、染色各部,织厂分整理、合股、卷纱、浆纱、机织、针织、打包各部,还设有清花厂、修机厂、花纱栈等,另有职工宿舍、家眷宿舍、工人宿舍、职员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职业学校等。到1930年5月,工人已经发展到1862人,为当时奉天省城人数最多的工厂之一。

  奉天纺纱厂的工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皇姑屯火车站、京奉路奉天总站(老沈阳北站)、满铁南满铁路奉天驿(现沈阳站)均不过一二里路,由京奉铁路拨修支线于厂内,运输极为方便。

  工厂定额资本为奉大洋450万元,股份额定为4.5万股,每股奉大洋100元。商民投资之数为商股,其余为官股,商股增多少,官股减多少,直至由商股完全取代官股为止,不光由政府调控,还很注意发挥市场的调配作用。

  奉天纺纱厂的纺纱原料大部分产自省内,其纺纱以穰(ráng)棉为原料,织布、织袜以棉纱为原料。奉天纺纱厂纺纱1包,须用穰棉182千克,全年纺纱1.5万包,需用穰棉273万千克。这样大的需求量,原料主要以奉天省各地产棉为主,辽阳是当时主要产棉区,产量多、成色优,故该厂设辽阳办事处,专司皮棉采购,但仅辽阳产棉尚不能满足需要,每当秋季,便临时派员到大石桥、锦县、义县、黑山等地采购皮棉或籽棉。奉天纺纱厂不仅推动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省内棉花的生产。

  奉天纺纱厂的崛起令日本充满警惕

  奉天纺纱厂管理层非常精干。决策机构为董事会,设董事十一人,监察五人,只有一名官股监察常驻厂内,其余董事、监察事均为厂外兼职,偌大个工厂,全部管理员和后勤服务层不过三四十人。

  由于该厂设备、生产规模不仅东北第一,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加之有非常精干的管理层,产品适销对路,很快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并逐年获得厚利。1923年投产当年,即获纯利奉大洋300414.1元,除提扣开办费外,每股分红利奉大洋2.25元;1924年获纯利奉大洋560343.55元,每股分红利6.9元;1925年获纯利奉大洋1434846.35元,每股分红利17元;1926年获纯利奉大洋1667413.3元,每股分红利20元;1927年获纯利奉大洋7132488.8元,每股分红利84元;1928年获纯利奉大洋25408000元,每股分红利200.76元;1929年获纯利奉大洋52612620.82元,每股分红利470元。这就是说,从1923年到1929年,仅仅6年时间,奉天纺纱厂的纯利润竟增长了惊人的175倍,每股分红增长了208倍!这样的利润,即使扣除奉票毛荒的因素,也是很可观的。

  到20年代中期,奉天纺纱厂产品已有棉纱、棉布、线袜三种。各种棉纱(以16支纱为标准)日产可达2.33万磅(合1.0578万千克),棉布每日可生产平布(其他棉布以此为标准)606匹,年产棉布9.5395万匹。线袜日产360双,年产11.5万双。所生产棉布该厂只批发不零售,仅省城代理商就有50余家,零售已遍布东三省。除了销售在东三省外,在关内也有很大市场,且有部分出口。

  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纺纱厂已可以生产棉纱、棉布、线袜、染色纱4大类近50个品种。由于本地人喜欢用价格便宜的粗布纱,因此纺纱厂适应市场需要,以生产16支纱产品为主,同时也生产20支纱、24支纱、32支纱等产品。棉布产品有坎布(细斜纹布)、花旗布(粗布)、褡裢(粗斜纹布)等多个品种。所用产品商标,棉纱及线袜以“双福”为牌号,布匹以“双鹤”“大星”“双星”“骏马”为牌号,并于1928年3月呈请实业部注册在案。

  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于1928年底毅然“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奉天纺纱厂也改名为辽宁纺纱厂。1930年4月,国民政府工商部给予辽宁纺纱厂产品重新注册,并颁发新照。1931年1月,该厂产品获国民政府工商部国货展览会金质奖章、特等奖。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1931年现象”。到了1931年,张作霖出资修建的沈阳北站的客运量、货运量已经超过由俄国人奠基、日本人扩建的沈阳站(过去称为“沈阳南站”);奉天纺纱厂的年产量与影响力不仅在东北,在东亚地区也首屈一指;1931年,张学良出资生产的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汽车)亮相上海展销会……中国的民族经济在这一年全面崛起,特别在东北的势头尤为迅猛,而这恰恰是日本当局所不愿看到的。沈阳北站诞生仅半年,国产民生牌汽车亮相上海仅6天,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暴力手段扼杀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势头,阻断了中国的高调崛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破坏了辽宁纺纱厂,其设备和资产全部被日本侵略者掠夺。

  刘少奇曾在奉天纺纱厂组织工运

  由于奉天纺纱厂是当时奉天省城工人较多的工厂之一,因此也成为工人运动的焦点。该厂尽管在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成为楷模,但毕竟是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企业,压迫和剥削工人,追求最大的利润是资本家的本质,因此,劳资矛盾也很尖锐。加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奉票毛荒,粮价飞涨,厂方经常拖欠工资,致使工人生活极为困苦,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发生。

  早在1928年,我党就在奉天纺纱厂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工人运动。1929年7月,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更加强了纺纱厂的工作。8月,派省委组织部长孟坚和组织干事杨一辰前往纺纱厂组织工人罢工斗争。为了检查罢工准备情况,刘少奇在前往纺纱厂会见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等人时,被厂警逮捕,后经营救获释。

  奉天纺纱厂的兴办,结束了东三省人民依赖进口棉布的历史,使东三省人民尤其是辽宁人民用上了本地出产的棉布,也推动了东北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仅沈阳市内的各类纺织工厂就已发展到53家。不仅如此,奉天纺纱厂的发展,还推动了纺织产业链条的发展,对农业、商业、运输业等,都起到了助力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天纺纱厂被国民党国民政府接管。直到1948年11月沈阳解放,被东北人民政府接收,改称东北第八纺织厂,1955年改名为沈阳纺织厂,期间几经改变隶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沈阳纺织厂在支援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和全国纺织产业调整中,沈阳纺织厂被改组合并,1997年工厂动迁,原址被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商品房。

  奉天纺纱厂的办公楼前,早年种满桃树,每到阳春三月,这里桃花盛开,蜂舞蝶戏,一派生机盎然,是周围很多老住户的赏花流连之地。奉天桃花纱厂开,那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流金记忆。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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