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 档案 北宋大晟南吕编钟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为青铜铸造，器形厚重，古朴典雅。正面中部阴刻篆书“大晟”二字，背面正中刻“南吕中声”四字，钟唇处刻有“上京都僧录官押”一行小字。 “大晟”是宋徽宗创置的掌乐机关“大晟府”的标记，大晟编钟是“大晟府”的重器，共有十二套三百多件。“靖康之变”后流落各地，我省共收藏两件，另一件在建平县博物馆珍藏，但这两件文物不属于同一套编钟。

　　本报记者 商 越

　　本期导读

　　900多年前，宋徽宗命人铸成精美古雅的大晟编钟12套336件。如今，大晟编钟存世仅有36件，我省藏有2件，一件藏于朝阳市建平县博物馆，另一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追踪大晟编钟的坎坷身世，我们发现它是被金兵抢掠北运过程中散落于民间，是“靖康之变”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宋代庙堂乐制、青铜乐器的珍贵文物。

　　建平修路意外挖出北宋编钟

　　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北宋“大晟（shèng）黄钟铭文编钟”，青铜铸造，通高27厘米，口径18.3厘米，上有双龙钮装饰，总重量约4.25公斤。编钟正面中部阴刻“大晟”二字，背面阴刻“黄钟中声”四字，皆为篆书。编钟两面共排列36颗乳钉，整体装饰端庄大方、精美华丽。它是北宋宫廷制造的多套编钟当中的一件，对研究中国古代的音律及乐器铸造工艺，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它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建平县博物馆考古队队长李波告诉记者，1987年10月末，建平县修公路。朱碌科镇水塘沟村民在清理后院泥土时意外发现这件文物。编钟正面所刻“大晟”二字有刮磨痕迹，其下部边缘还有横向阴刻模糊的“凌棠院”三字。李波推测，“凌棠院”可能为寺庙的名字，应为金国官府注录时刻写。

　　“黄钟，是古代十二律的律名之一。”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考古专业教授贺志凌向记者介绍，十二律中第一律就是黄钟。这件“大晟黄钟铭文编钟”，即是成套编钟中的起始定调钟。

　　目前我省有两件北宋大晟编钟。除建平外，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名为“北宋大晟南吕编钟”。它由青铜铸造，呈合瓦形，纹饰与建平县博物馆的编钟基本一致，正面中部阴刻篆书“大晟”二字，背面正中刻“南吕中声”四字，器形厚重，古朴典雅，钟唇处有“上京都僧录官押”字样。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员王忠华向记者解释，“大晟”是北宋徽宗创置的掌乐机关“大晟府”的标记，大晟编钟即是宫廷乐府“大晟府”的重器。一般分两层悬挂在一座华丽的钟架上，钟身大小不同，发音有高有低。乐师用木槌敲打铜钟就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因辽宁这两件编钟的器形存在差异，贺志凌认为，这两件编钟不属于同一套。

　　北宋共铸12套336件大晟编钟

　　追踪这两件大晟编钟的身世，还要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说起。宋徽宗为了振兴礼乐，模仿古人“王者功成作乐”的做法，于崇宁元年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创制新乐，并“博求知音之士”。

　　虽然定制新乐不是当务之急，但当时的音乐教育和礼乐制度确实已经衰落。《宋史》记载：北宋末期“大乐之制讹缪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意思是说，当时宫廷大乐组织凌乱，乐器残缺不全，弹奏标准不一，很多乐工的乐器都是自备的，所以在大型祭祀、朝会活动上，乐工需要强拉农夫、商人凑数，“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而且这些人“教习无成，瞢不知音”，以致“每合大乐，声韵混杂”。

　　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增设专门管理国家乐政的机构——大晟府。长官为大司乐，下设大乐、鼓吹、宴乐、法物、知杂、掌法6个部门，各部官员由京朝官员及通晓乐律的士人充任，专门在重大庆典活动中典礼司乐。同时命“乐器制造所”和制作铜乐器的“铸泻务”铸造乐器。这时，90多岁的音乐名人魏汉津提出“以身为度”的乐器定律标准，即测量宋徽宗中指、四指和小指的长度，合为九寸，定为黄钟律管的长度，并依此黄钟之音为标准，改制其他乐器。

　　由此看来，大晟编钟的音高是用宋徽宗的手指确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律管越短发音越高，而宋徽宗的手指长度达不到旧乐黄钟律管的长度，如果按手指长度做的话，黄钟律管发音会更高。因此，大司乐刘昺尊重音乐实践，命工人“但随律调之”。这一做法获得了宋徽宗的允准。

　　至于为何定名“大晟”，宋徽宗曾有诏书解释：“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取“晟”字光明旺盛的吉祥用意。

　　据《续考古图》记载，大晟编钟是以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式样为参照铸成，计12编（套），每编28件，总共336件。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等处均有收藏。

　　编钟铸造奥秘在钟体内部

　　在辽博展厅里，有一架仿古工艺品编钟，王忠华一边敲击，一边给记者讲解编钟的发声原理：编钟的钟体小，音调高而清脆，音量也小；如果钟体大，音调就低而深沉，音量也大。敲击的部位是在编钟的腹部，正面叫正鼓，侧面叫侧鼓，正鼓和侧鼓发的音不同，而两个乐音之间相差三度，这就是先秦编钟所谓的“一钟双音三度”。

　　“在青铜编钟的内部能够摸到几个明显的凹槽。”王忠华展示给记者看。她解释说，钟体厚度不同，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因此古代铸钟匠会在钟体内部进行打磨，形成调音槽，通过对钟体厚薄的调整，将正鼓与侧鼓的敲击音调整规范。

　　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打击乐器。据《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编钟在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当时黄帝命乐官伶伦和大臣荣将一起，“铸12钟，以和五音”，即铸造了12件编钟，可以演奏五声音阶。

　　“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贺志凌说，编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先秦时期。编钟多用于古代宫廷演奏，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乐师都要演奏编钟和编磬，即所谓“金声玉振”。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以编钟和石磬为代表的具有严格等级区分的乐悬制度。按规定，天子四面悬挂钟磬，诸侯、卿大夫、士人依次而减，这赋予编钟等乐器以深刻的政治内涵。由此，编钟成为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春秋晚期以后，周室王权日渐衰微，各个诸侯国不再遵守乐悬制度，编钟数量开始剧增，样式也越来越精美。编钟的顶峰之作当数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它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全套编钟共有65件。在迄今出土的先秦编钟中，它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域最广、保存最好的一套，彰显了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北宋宫廷编钟为何现身建平

　　商 越

　　北宋宫廷御用的大晟编钟，在900多年后，为何会出现在朝阳市建平县？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大晟编钟是被金兵抢掠送往金国领地的途中散落民间，是“靖康之变”的实物见证。

　　其实，端庄古雅的大晟编钟，仅在北宋宫廷使用了22年。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侵，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吃紧，于是祸国殃民的花石纲、各种土木工程被叫停，“大晟府”也在这时被裁撤。几天之后，宋徽宗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破汴京，大肆抢掠，“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除金银财宝以外，书籍、印版、法器、书画、各地州府地图等也是金兵掠夺重点。《宋史》记载，靖康二年，“金人索大晟乐器，凡是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景阳钟并具、九鼎皆亡矣。”就这样，金银财宝、大晟乐器连同徽、钦二帝及其宗族亲属都被金人掠走。

　　据史料记载，金人掠夺的各色珍宝数量很多，分装2050辆大车，与汴京押运徽、钦二帝的大队，于农历四月启运北上，五月十九日运抵燕京（今北京地区）。运到的财货器物，一半赏给从军将士，一部分存放于燕京官库，也有一些佛经、印版等运往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还有一些器物运送到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李波推断，建平县发现的“大晟黄钟铭文编钟”，当时被奖赏给了将士，后来成为一座寺庙的镇寺之宝，可能因寺庙年久失修坍塌而藏匿地下。钟上“凌棠院”三字，应为该寺庙名称。因为北方铜矿短缺，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铜禁政策，民间的铜器须送交官府实行检验注录刻记，否则会以私铸铜器处罪，所以，当时的很多铜器上都有身份标注。

　　辽博藏“北宋大晟南吕编钟”上也有小字铭款，为“上京都僧录官押”，这里的“都僧录”是金国在各京的最高僧政机关。说明此编钟被金人掠夺送往上京后，为上京附近佛寺作为佛教乐器所用，一直在哈尔滨地区流转。东北解放后，此编钟辗转归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大晟编钟是科技含量颇高的古代青铜铸造乐器的代表，如今有学者正致力于它的复制研究工作，也许不久的将来，大晟编钟能够在当代生活和艺术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

责编：徐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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