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牛河梁遗址出土了100多件精美玉器，考古发现规模宏大的坛、庙、冢建筑群，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800年前，其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

　　这一研究成果汇聚了近年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大量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

　　曾几何时，如何通过科学的研究，准确呈现牛河梁遗址手工业分化的水平以及当时社会组织状态，是摆在我省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课题考古部副主任、研究员郭明承接了这个课题。人们无法想象这位遇见陌生人话语不多，却常年奔波在田野考古工地，风里来、雨里去的女性考古工作者在面对数以万计的牛河梁遗址出土陶片标本时，内心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当她捧出耗时7年的成果《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时，轻轻嘘了一口气。

　　郭明说：“陶器的制作是人的行为，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红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分析处理，可以发现当时人类活动的某些现象。”

　　牛河梁出土的陶器有多种类型，包括陶罐、陶塔形器等，郭明在分析文物标本信息时注意到，其他类型陶器出土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可供采集的制作者留下的痕迹也较少。以陶罐为例，这类陶器虽然出现在墓葬当中，但是由于制作习惯，或者由于当初制作时并非用于陪葬，陶罐表面和内部进行了精心制作加工，所以看不到具有明显特点的制作者加工痕迹。

　　与之相对，牛河梁遗址陶筒形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制作者仅对陶筒形器外部进行了精心加工，对器身内部则只是简单处理，留下了很多痕迹。

　　考古发掘显示，在牛河梁遗址大型积石冢上，往往摆放有数百个陶筒形器，这样集中生产的大量陶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是群体劳动的结果。

　　随着数据整理工作的深入，郭明在一种筒形器内部又有了新的发现。红山陶筒形器器壁较厚，器壁中部相对于口、底部分要薄一些，器壁上至今仍留有明显的刮抹修整的痕迹，由此可知5800年前在制作陶筒形器时，刮掉多余的泥料是内壁修整的重要工序，再结合其他特征，郭明得出结论，在牛河梁遗址发展的最后阶段，已出现了陶筒形器制作不同阶段的专业分工。

　　当所有数据汇总后，郭明为人们描绘了红山先民陶筒形器社会化制作的场景：在陶筒形器制作过程中，红山文化表现出已经有三个社会层级参与其中，居于最高位置的是整个筒形器制作的领导者，他统一协调、指挥了陶筒形器的制作全过程；次一层是陶器成型、修整、纹饰及烧制各道工序的领导者，这个层级的人负责协调这一工序的实施和几个群组人员的相互合作；最后一个层级是每一道工序中，一个特定生产组群的领导者，他们负责安排一个具体人群的生产组织，甚至可能包括具体的事务。

　　正是通过对红山文化陶筒形器上留下的制作痕迹研究，5800年前，筒形器制作过程所依托的一个相对复杂有效的管理系统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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