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在红山文化研究进程中，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调查团队从2017年起，徒步走过辽宁西部地区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他们仔细研究考古前辈反复考察过的土地，共调查红山文化遗址约500处，400余处为新发现，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区域内红山文化遗存的空白，也为全面了解红山文化内涵、聚落规模、分布范围、聚落变迁、发展进程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省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以来，人们很快注意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当时发现的遗址都是墓地或者祭坛，而少见或者说此前我省根本还没有发现红山先民日常生活遗存。

　　我省的红山先民居住在哪里，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从考古研究角度看，需要进一步发现实证资料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学界看来，找寻红山先民生活居住类遗址已经成为我省红山文化考古学研究的瓶颈。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7年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课题考古部副研究馆员于怀石与同事带着老一辈专家的嘱托，义无反顾地再次走进辽宁西部。与地矿部门的野外调查沿着经纬线成方成块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探查不同，他们的调查队还会更多地考虑古人生活居住的特点。

　　于怀石说：“辽西地区的地形地貌比较相近，多是一些低矮丘陵以及被河流冲积形成的一个个沟谷。”事前，他们会在手机地图上确定第二天调查的区域范围，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圈定一条小支流的流域范围，或者是干枯的河流所在的一片沟谷。

　　确定区域后，调查队员会从河边或者谷底直到最近的山梁一字排开，逆流而上，每人之间根据地势相距一两百米的距离，一路仔细察看暴露于地表的古代遗物。就这样，红山文化遗址在年轻人敏锐的地毯式搜索中开始一个个“现身”。

　　于怀石说：“采集到文物标本以后，确定遗址的性质和大致范围就相对容易一些。”

　　根据经验，聚落类遗址与墓葬类遗址的文物特征有明显区别，很少有重合的情况。在墓葬类遗址上可以采集到筒形器的残片，而这种残片在聚落类遗址中基本没有发现，那里多是一些生活用具如罐、钵类的陶片。

　　每当采集到文物标本，考古调查队员会召唤更多的队员前来，大家以采集到标本的地方为中心，相互间隔更小距离，向四周细细地探察。

　　于怀石说：“向四周探查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越过某一处时，往外就再也没有新的发现了。”通常情况下，考古调查队员便将那里确定为遗址的一处边界，当所有的边界都确定以后，考古调查队员会利用手机地图圈定遗址范围。她说：“跟以前用皮尺测量相比，这种方法既快又准确。”

　　说起野外调查的辛苦，于怀石笑了：“还好吧，几年下来，还没有发生队员考察时负伤的情况。”辽西的山丘虽然平缓，但是在漫坡地上经常会有雨水冲积形成的裂谷，他们称作冲沟。这些冲沟两壁陡峭，下面深达数米，他们只好选择绕行，大大增加了调查的难度。

　　辽西的生态近些年来逐渐恢复，各种野生小动物时不时地进入眼帘。进入6月，野外调查时还会经常遇到蛇。于怀石说：“我们遇到的蛇一般有浅绿色的和带花纹的两类，带花纹的蛇当地人叫野鸡脖子，是毒蛇。”一次，考古调查队员在一处山梁上看到一个圆形建筑，就奔过去看，刚靠近门口，便看到里面盘踞着一条花蛇，惊吓之余赶紧离开。

　　2019年开始实施考古发掘的辽宁地区红山先民聚落址——马鞍桥山遗址，就是在他们不辞辛苦地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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