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志愿者组织村民在自家院里唠唠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嗑儿。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摄

　　本报记者 崔振波 陶阳 许蔚冰 王卢莎 姜帆

　　引子

　　近年来，中央多次发文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明确提出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各地政府也在积极摸索破解之法，可农村滥办酒席这一现象，仍未杜绝。

　　为何这股风气仍难彻底刹住？它背后藏着怎样的成因与社会变化？又该如何破局？记者就此展开实地走访，希望能从现象中深挖本质，探寻解决之道。

　　一场酒席让两边都憋闷

　　“三婶家孙子周岁宴刚随完200块，这又接到二舅家‘乔迁酒’的信儿——说是在市里租了间门面做小生意，也算‘乔迁’。”提起前些年村里被大操大办、无事酒裹挟的日子，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椽子沟村村民魏佑宝至今感慨万分。那会儿村里几乎天天都有办酒席的，“除了红白事，搬家、满月、升学、盖新房得办，甚至买辆新车、添件新家具，都有人张罗着摆酒席。咱庄稼人，哪经得住这么随？”

　　更让人犯愁的是随礼的钱一年比一年“沉”。魏佑宝清晰地记得，有个月竟连着赶了20多场酒席，“哪场都不敢不去，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去就像‘不给面子’，日后碰面都尴尬。”他算过一笔账：那时，家里种着五亩地，一年纯利润也就万把块钱，随礼就占了一半儿，“相当于大半年的庄稼白种了，到头来就换了几顿酒席，想想都心疼。”

　　为了“撑住面子”，办酒席的人家更是往里头砸钱。“一说办席，头一个念头就是订饭店，好烟好酒都往上整。”椽子沟村党总支书记季忠英说，“那段时间，不光要去镇上饭店订桌，还得挑‘有排面’的——凉菜热菜得凑够数，12道、14道、16道，少了怕人说‘小气’；鸡鸭鱼虾得摆满桌，酒得是瓶装的好酒，烟要拆了盒摆到每个人面前，生怕落了‘没档次’的话柄。”

　　魏佑宝有回去吃“升学宴”，一桌子菜愣是没动几筷子：“红烧肘子剩大半，整只鸡就啃了个腿，最后全倒了。”她听村东头办过酒席的老杨念叨：“给儿子办升学宴，摆了20桌，烟酒菜加起来花了快两万元，收的礼看着不少，可往后人家办事咱还得一笔笔还回去，等于白扔了场饭钱。”

　　其实不管是随礼的还是办酒席的，心里都不好受。季忠英说，随礼的人揣着钱去，坐下就琢磨“这钱啥时候能收回来”，眼睛盯着桌子上的菜算“值不值随的礼”；办酒席的人更累，“不办吧，以前随出去的钱收不回，心里堵得慌；办吧，饭菜、烟酒、场地全是开销，最后根本剩不下几个钱。”不少人坦言，办完酒席连给地里买种子的钱都得先跟亲戚周转。

　　到头来呢？随礼的钱没存下，办酒席的钱没剩下，全填进了铺张的宴席里。“办一场酒席，就亏一次酒席钱，办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这还只是算了钱的账，还有精力方面的账呢，所以办无事酒不可能越办越富，只会越办越穷。”魏佑宝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忽然觉得没意思：随来随去、比来比去，钱花了，心也累了，最后就剩一桌子剩饭，图啥呢？

　　无事酒早就背离了农村人际关系里“搭把手、互帮衬”的初衷，反倒成了压在大伙儿心头的巨石，把原本深厚的邻里情分，变成了“人情债”。

　　纠结一个月的寿宴不办了

　　“寿宴，办还是不办？”再过几天就是自己的七十大寿，可葫芦岛市建昌县素珠营子乡素珠营子村村民武连坡却犯起了愁，连着好几宿翻来覆去睡不着，家里更是为这场寿宴，吵了快一个月了。

　　“年前年后光寿宴就随了6份礼，66岁、80岁的寿辰要办，连73岁、84岁‘过坎冲喜’也得凑份子。前阵子老冯家小孙子考学，一场‘升学宴’又掏了两百元。”老伴儿坐在炕沿上，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记账，语气里满是无奈，“年初到现在，全家随礼钱已经花出去3000多元，家里几亩地一年也就收入万把块钱，将近一半儿就这么随出去了。当年过六十六时听你的就没办，这次再不办寿宴，这些随出去的礼，啥时候能收回来呢？”

　　武连坡捏着手里的搪瓷缸，刚送到嘴边，又放下。他想起早年村里办宴不是这样的。那会儿谁家过寿，街坊都来帮忙——男的搭地锅、劈柴火，女的摘菜、包饺子，随礼也多是揣几个鸡蛋、拎捆新摘的青菜，热热闹闹全是实在劲儿。

　　可不知从啥时候起，这风气悄悄变了。宴席的名目越来越多，礼金也跟着水涨船高，有回他去随礼，见有人塞500元的红包，自己揣的200元攥在手里发烫。

　　“我去找张书记唠唠。”武连坡推开屋门，径直往村委会走去。村书记张贺宝正趴在桌上整理着村里的台账。“张书记，你说这宴办还是不办？这几年我随出去的礼堆成山，不办吧，心里堵得慌——你也知道，这几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有的连老人都接到城里住了，好些街坊怕是往后难见着面。”

　　张贺宝起身给武连坡倒了杯热茶道：“我懂。前两年就有村民跟我念叨，说怕人走了礼收不回来，恨不得把能办的名目都办一遍。”

　　“还记着不？去年你家修房子，老李和老杜帮着和泥抹灰，忙了三天谁也没提工钱，那些才是人情。” 张贺宝往他身边凑了凑说，“要是办宴先算收多少礼，随礼先问旁人随多少，账算得越清，人情倒越淡了——你随我三百元，我还你五百元，倒像做生意似的。”

　　他拍了拍武连坡的胳膊，“你要是不办宴，往后谁家办宴，你去不去都自在，你不办他不办，村里这股歪风也就刹住了。”

　　这话让武连坡心里透亮了。傍晚回家一坐定，他就拍板“寿宴不办了”。老伴儿张了张嘴想劝，被他摆手拦住：“咱不图那点‘回本’的钱，咱要的是街坊邻里平时那份热乎劲儿。”

　　后来张贺宝在村会上提到武连坡的事：“老武大哥给咱村带了个好头啊！咱乡下人过日子，图的不是红包有多厚、宴席有多排场，是街坊邻居递过来的那碗热乎饭、搭过来的那把力。只要人情暖了，那本压在心头的随礼账，自然就轻了。”

　　让“人情”回归本真

　　乡村的“办酒随礼”，原本是熟人社会里最自然的情感纽带。聚村而居的日子里，“一家有事百家忙”，红白事上凑份心意、搭把手，礼尚往来间串起的是邻里乡亲的热络情感——这份“人情”是实打实的温暖联结。

　　可有段时间，这传统却逐渐走了样。宴席由“有事才办”变成 “无事也办”，不光造成食物浪费，更助长了攀比之风。一来二去，村民被拖进“办酒——随礼——再办酒” 的循环里，原本的情感纽带沦为经济与心理的双重负担，乡土人情的温度在功利化的算计中逐渐冷却。

　　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方向副教授宋妍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问题，如彩礼“高价”、婚礼“攀比”、无事酒“频繁”等，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习俗本身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柔性治理水平无法跟上结构性变革的问题，陋习屡禁不止，恰恰是传统习俗力量弱化的结果。农村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到传统与社会关系纽带的重要价值，并加以利用。而不是大开大合、千人一面。就比如现在很多村都统一设立了红白理事会，但现实中却往往因为无法“打入村民内部”，而形同虚设。

　　“说到底是农村在变，人心也跟着在转。”抚顺市社科院社科研究工作部社会学所负责人付杨说，一方面，“进城潮”催生出“人情账焦虑”。这些年大量村民进城定居，乡土熟人圈逐渐分散。“办酒”成了“兑回人情”的方式，于是挖空心思找名目摆宴。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转型期的“规矩真空”。传统乡土社会靠“人情”维持秩序，办酒随礼是默认的“生存规则”；可如今农村正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老规矩松动了，新规矩还没立稳。加上代际观念差明显：老一辈儿仍抱着“不办酒没面子”“不随礼失人情”的想法，年轻人却觉得“没必要折腾”，但碍于长辈情面又不得不随，两边拧着劲，让滥办酒席有了“存续土壤”。

　　其实，移风易俗的核心从来不是“断人情”，而是让“人情”回归本真。破局的关键，在于找到传统与现实的平衡点。正如宋妍所言，人情往来本质上是民间秩序建设的重要过程，具有协调社会关系、经济互助、稳定社会的功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移风易俗不能靠硬性规定搞一刀切，而是要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等柔性因素，利用好节日、信仰、游戏等根深蒂固“长”在农民心中的情结，发挥传统风俗在治理层面的功能，这就需要重视乡村精英和文化带头人，比如乡贤等在基层的重要力量，以人利群，以俗育村，共建心灵田园，有效引导村民行为，遏制不良风气。

　　当办酒不再是“兑人情”的工具，随礼不再是“比面子”的较量，乡土间的情谊才能重新找回“百家忙”的纯粹与温暖，让“人情酒”变回“心意宴”，让传统习俗真正成为联结乡村、温暖人心的纽带。

责编：齐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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