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桂琴摹天王送子图》中，表达龙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

　　《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六龙并排驾车，座驾两侧绘有两条龙首鱼身的摩羯。

　　指头画《清朱伦瀚云龙图轴》，龙呈腾云驾雾、施云布雨之态。

　　本报见习记者 刘海搏

　　提 要

　　龙，对于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疏离。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龙的形象。辽宁省博物馆的“飞龙在天——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展”中，若干古书画上绘有龙，为后人展现了不同时期龙的形象。研究发现，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龙形象也在不断丰富、变幻、演进、升华。无论怎么变化，这些艺术形象都是百姓心中的龙：沟通天地的使者、寓意吉祥的瑞兽、影响云雨的神灵……

　　通天使者：古画中的龙担负着重要使命

　　辽宁省博物馆的“飞龙在天——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展”中，展出多件带有龙形象的古代画作、艺术品。

　　宋代古画《宋人九歌图卷》上绘有“龙伴神仙”画面，重点描绘主人公“云中君”着帝服，乘飞龙，驾祥云。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研究馆员周颖介绍，这幅画中的龙为坐骑，主人乘之会往来于天地间，龙担负着引导或负载灵魂升天的使命。

　　辽博还珍藏一幅“九歌图”，为《李伯实摹北宋李公麟九歌图》。李公麟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他虽与屈原生活的年代相差甚远，但受《九歌》原著影响，画中呈现的是楚文化的龙，由当代画家李伯实临摹。对比来看，无论是画面的表达还是龙的画法，其与《宋人九歌图卷》相似。

　　龙自诞生之日起，就是通天使者，是天、地、人三者互通的媒介。中国书店出版的《龙之源》一书中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龙便被赋予了沟通阴阳的使命。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把阴阳交合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表现，龙的造型和纹饰多以完成这一使命的状态呈现。

　　同样表现龙形象的画作还有辽博馆藏的《金桂琴摹天王送子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金桂琴曾在辽博任职，是古画临摹专家。《天王送子图》中，一条巨龙被大力士降服，这条龙的背鳍极大，呈火焰形。龙的四肢强壮，爪尖锋利，虽被降服但神威不减，呈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此图意象繁杂，描绘的是想象中的天地诸界情状，明确表达了龙具有通天使者的功能。可见，在天、地、人互通的过程中，龙是不可或缺的使者。

　　沈阳美术馆馆长、沈阳书画院院长于晨认为，在绘画领域，龙形象的呈现取决于创作者的主观理解和所要表达的宗旨。不管画家、百姓，还是工艺匠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认知中的龙的样子，对于这个神异灵物所代表的寓意也有专属的期待。“就艺术表现力来说，龙能以各种形象呈现，其中包含了创作者的主观理解和认知。‘九歌图’中龙的形象是作者屈原和宋朝画家共同认知的结合。”于晨说。

　　吉祥瑞兽： 表达人们对“鱼跃龙门”的美好期待

　　在古人心中，龙带有吉祥、守护、祈福等美好寓意。

　　提起曹植的《洛神赋》，很多人会想起这样的画面：“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东晋画家顾恺之凭借曹植寥寥数语，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惊世之作《洛神赋图》。

　　从辽博珍藏的《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可以领略唐宋画家笔下的龙。此画中有两个龙元素：一是为洛神拉座驾的六条龙。二是长鼻、利齿、鱼身的怪异动物——摩羯。

　　画作中，六龙以文字所描写的状态呈现：并排而行，腾云驾雾，营造仙气飘飘之感。这六条龙为洛神拉车驾，庄重、整齐、从容而有使命感。于晨认为，《洛神赋》为画家提供了绘画的对象、搭建了框架，而顾恺之根据自己对龙的认知绘出了画卷中的仪仗“龙队”。也就是说，《洛神赋图》集合了曹植和顾恺之二人对龙的想象。

　　画作中，洛神座驾两侧的摩羯（一说为文鱼）身上绘有纹饰，被称为“鱼龙变纹”或“摩羯纹”。事实上，摩羯本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后传入中国。而“鱼龙变纹”是中国传统的介于鱼、龙之间的纹饰，即龙首鱼身。其源于“鲤鱼跳龙门”的古老神话。虽然这两种纹饰原始含义有本质区别，但唐朝社会对外来艺术吸收、利用、融合，使得“摩羯纹”与“鱼龙变纹”融合并日渐流行，成为中国人的吉祥、幸运符号，直至今日。

　　这种文化融合也反映了科举制度下文人对仕途的期待。唐朝时，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变革，平民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走上仕途，甚至改变家族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鱼龙变纹”由科举制度下备受人们青睐的吉祥图案，逐渐演变为“鲤鱼跃龙门”的意象。唐代大诗人李白《赠崔侍卿》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以不得化龙的鲤鱼自比。今天，我们仍然用“鱼跃龙门”来作比。

　　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各时期不同的龙形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人们不同的期待。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上的龙，预示着丰收；隋唐仙山并照四神纹镜上的龙，代表着守护东方天际的神；明宣德青花云龙纹碗上的龙，有盛世龙腾、天下太平之意……人们通过龙与不同元素的结合，来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期望，而“鱼跃龙门”只是其中一种。

　　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赵斌表示，东方的艺术精神是写意，龙是百姓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也是写意的产物，更是百姓心中祥瑞的代表。其所承载的吉祥、幸福、智慧、力量等美好寓意随着人们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唐宋时期是龙形象在书画领域的成熟期，具有代表性，对当时的社会形态、百姓期许以及艺术价值等方面都有反映。

　　施云布雨： 与农耕生活紧密结合的精神需求

　　对于中国人来说，龙承载了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它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疏离，是超于自然的艺术创造。这种长躯、大口、利爪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而画作无疑是最直观的体现。相传最早画龙的是三国的曹不兴；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南北朝时期的张僧繇都是赫赫有名的画龙高手；唐宋时期的吴道子、董羽、陈容等人对画龙艺术有杰出贡献。

　　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龙纹是鱼、蛙、蛇等动物的融合体，这些动物均与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习性也受云雨、气候影响。水润万物，所以，这一时期的龙多带有水中神兽的含义，因此龙在古代人的认知中，有施云布雨的神通。

　　作为能沟通天地的神兽，古人对龙具有影响云雨的能力深信不疑。《山海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里的应龙有操纵河泽湖海的能力。我省多家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海水龙纹”图案，用龙和海水组合的形象来表现游龙在惊涛骇浪中出没、在海面上行走飞腾，寓意四海升平、风调雨顺。

　　龙影响云雨河泽的形象，在绘画作品中多有体现。在辽博展出的指头画《清朱伦瀚云龙图轴》中，黑龙飞腾于云海波涛间，仅露出头、爪，威仪凛然，似在施云布雨。近现代画家房毅在《云龙吐水》《墨龙图》中，也表现出龙的控水能力。由辽宁北镇画家张仃担任总设计师的动画片《哪吒闹海》中，设计了四海龙王的角色，表现了龙王施云布雨的神通。张仃设计的青、白、红、黑四海龙王，对应的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颜色。赵斌认为，四龙可以入海、操纵云雨，清晰地表达了“飞天”的概念。

　　于晨表示，张仃笔下的龙形象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这才能使四海龙王作为反面角色深入人心。“美术领域的龙形象多变，表现力丰富，每一张画中都蕴含着画家的自我想象。在创作过程中，画家通过对既有的龙形象图案进行增减，使龙更符合这幅作品想要表达的愿望。”于晨说。

　　在东晋以前，龙的形象贴近走兽，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不再满足龙只是一只走兽，书画作品中逐渐衍生出不依托于任何辅助就能腾云驾雾的龙。

　　赵斌表示，龙最早起源于民间，百姓对龙的这种喜爱被画家感知到，将龙作为绘画的素材，百姓看到经艺术家升华的龙形象后，又产生了新的审美需求，使龙这一形象在画家笔下不断丰富、进化。

　　龙具有影响云雨的神通，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对农业繁荣的期待。每年初春，龙星从田间地平线升起，称为“见龙在田”，此时农作物最需要雨水，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古人会在龙星升起的时节举行祈雨活动。在古人的认知中，龙的天象指导着农田耕种，龙的神通能使甘露降临，龙的出现意味着国泰民安。无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生活，还是仰望星空观测天象的伟大智慧，抑或是挥毫泼墨创作书画的艺术表达，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古代先民通过龙，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农耕社会下的生产、生活结合到了一起。龙所代表的勇敢奋进、活力无穷、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深深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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