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育芬

　　看点

　　20世纪初以来，秦汉简帛及其他出土文献资料大量涌现，源源不断地为秦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就是在出土文献的视野下探讨如何“重写秦汉史”。本书旨在扭转秦汉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为未来的研究确立更高的起点，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反思其得失，让人们了解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融会以启新。

　　中国古代史学以“前四史”为经典，而秦汉史独占其三。司马迁、班固、范晔用他们的如椽巨笔描绘了波澜壮阔的世变、瑰奇多姿的人物，让人心驰神往，读之忘倦。直到20世纪初，秦汉史研究几乎相当于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塑造了后人对秦汉史的认知，也让人们形成了对2000年封建社会的诸多基本印象。

　　新一代秦汉史研究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惠于出土文献，他们不断总结秦汉史研究在出土文献的视野下所取得的推进。为此，10年前，一群青年研究者相约，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比较熟悉或正在探索的重要领域，介绍相关的出土资料、研究课题、最新进展和自己的心得，编成一书，这就是《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以下简称《重写秦汉史》）一书的由来。

　　《重写秦汉史》全书分为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律令法系、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时间秩序、里耶秦简九章，由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侃理主编，并由9位具有代表性的新锐学者分别撰写，着力梳理各专业领域的主要出土文献和研究进展，阐发作者的最新研究见解，揭示学界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已经取得的新认识。

　　陈侃理介绍，从2013年开始酝酿写作这本书时起，就期待它会将秦汉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扭转秦汉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从初稿到定稿，过程变得艰难，几乎每一章的文稿都反复修改，有的甚至改变原初的设想，推倒重来。在这个过程中，新资料和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作者的想法也在持续更新，几位作者要一起按时完成定稿，困难可想而知。“五年计划”，倏忽间变成了“十年磨一剑”。回首十年，陈侃理在“后记”中写道：“出土文献自从被定为‘冷门绝学’，就免不了要‘过热’；而‘沉淀’下来，变得更紧要也更困难。这部书的编撰本身似乎也已经成为一个转变时期的见证，而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以前它不会产生，在这以后它也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产生。”

　　如今，秦汉史已经从钻研旧籍的古典学问，变为需要密切关注新发现、综合不同类型史料、利用多学科方法的新兴学术。新出版的秦汉史研究论著大部分与出土文献有关，甚至围绕出土文献展开。学者们对秦汉时代的认识不再限于史书所传达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史书的作者。因此，新一代的秦汉史研究者在《史记》《汉书》古书以外，还必须通晓出土文献，以此为基础打开视域。

　　为什么出土文献缺少不得？出土文献究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哪些以往没有的新知识？秦汉史研究中哪些基本问题是通过出土文献形成的？时下，出土文献已经进入了秦汉史的主流论述，新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用上了简牍资料。通过出土文献来研究秦汉史，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任何研究者都在不断学习之中。《重写秦汉史》从学界的总体观察，提出了有待改进工作的方面，比如提高资料整理水平，建立全面、可靠、公开的数据库；及时梳理学术史，更新研究课题，增强问题意识。

　　如果说文字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文字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文明历史最直观的表现。今天仍在使用的汉字，大致是在秦汉时期定型的，而秦汉时期的文字又是古隶、八分、草书、行楷等多体并存，其丰富和复杂程度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过去，存世的秦汉文字仅有金石铭刻，限制了人们对秦汉文字丰富性的认识。在《重写秦汉史》一书中，郭永秉撰写第一章《文字发展》，充分利用上世纪以来发现的各类型文字资料，精选石刻、铜器铭文、模印或刻画陶文、简帛古书和简牍文书等，展现出写刻工具、载体、方法、用途等不同因素导致的字体变异。他特别强调，文字书写追求速度和追求典丽的不同需求产生出所谓“正”“俗”之分，两者又分别孕育出了八分、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新书体。这提示我们在观察文字演变时，要将时间和场合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虑。一旦关注了出土文献中文字的“体”和“用”，作为文字使用者的人的活动就从中浮现出来。我们可以思考：书写者如何获得读写技能，如何通过书写获取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他们与所书写的文本和载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又用何种态度对待某个特定的书写行为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广阔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国家能够在广大的地域中实现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依靠的技术手段正是文书行政。文书行政不仅指能够利用文书来行政，而且意味着正式的行政作为必须通过文书来实施和记录。在后一个意义上，它构成了秦汉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简牍帛书新发现的消息一出，往往万众瞩目，翘首以待，但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却相当艰苦、枯燥而且难免疏失。《重写秦汉史》作者认为，有关秦汉史的出土文献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加强。一是重视出土文献的“本体”研究，重视其作为文物的性质，在形态复原、文本释读和考证年代、性质等方面投入足够的关注，让这一步成为研究历史文化必须要有的前提，并且尽可能从出土文献材料自身的特性中提出新问题。二是要充分了解出土文献的特性和局限，认清它作为同时期史料，往往原始、直接，然而也未经概括、不成系统，往往失于片面或看似客观而实则经过选择和修饰。三是要强调综合研究，处理好新旧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把握好宏观概括与微观细节的关系，使得彼此优势互补、合而双美。在上述三个方面，《重写秦汉史》一书的作者都作了努力，读者不难在各章中找到有关的例子。

　　历史上的研究对象好比业已消融的冰山，古人描画了它的轮廓，而出土文献则是偶然崩落到我们手中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冰山本身，有着任何图像都描摹不出的温度、质感、味道。但冰山毕竟不是冰块，只有把碎片放到整座冰山的影像中去，才能充分认识两者，并获得一种想象的能力，去思考潜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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