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育芬

　　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对于传统器物与图像的研究，既有别于经典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也与传统的以风格史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相区别。在面对古代器物与图像的材料时，如何处理材料、阐释材料，并将其纳入思想史、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讨论之中，是目前面临的难题。《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的出版推进了对于传统器物文化的解读，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

　　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著的《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以下简称《制器尚象》）一书打破了以往器物研究方面的局限，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古文字、美术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一起，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多维景观。

　　在时间上，《制器尚象》全书内容跨越从传说时代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中国腹地至于海外。《制器尚象》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工艺与形制、流变与传播以及传达出的观念与思想，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开拓、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以及古代制度、信仰与文化的探索等多个方面，取得突破，对于推进传统器物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深入意义重大。

　　面对古代器物与图像的材料时，如何处理材料、阐释材料，并将其纳入思想史、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讨论之中，是目前面临的难题。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往往无从证实。对传统器物与图像的研究，既有别于经典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也与传统的以风格史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相区别。探索者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制器尚象》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练春海认为，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西方的中国古代美术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卷轴书画研究日渐式微，而关于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的研究，则得益于交通便捷、图录与发掘报告的发行、国际文物交流展览的增加以及国家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解读等因素，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热点。

　　“以制器者尚其象。”尚象，是古人对制器者的期待与要求。它要求制器者先观察事物，认识客观世界，再用符号完成对事物的象征，最终融入自己的理解。社会变迁、集体意识等对工艺与技术的选择与改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书中《长沙窑中外交流新证——聚焦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的探讨》一章，董波从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切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概括长沙窑三彩瓷器的工艺与色彩特点，指出此类瓷器的用料、做法皆与西亚的伊斯兰文化相关。另一章《晚明宜兴紫砂与铜、锡金属器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史料文献、考古实物与制作工艺的实证研究》，王拓从文献、实物、工艺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晚明紫砂器对铜、锡等金属器皿的模仿与借鉴，并归纳其缘由：一是造物规律使然；二为迎合社会风尚；三则出于紫砂器与金属器皿制作工艺的相似。

　　研究材料的更新为解读文化变迁、制度规范提供了契机。张亚莎在《青藏高原远古大神神鸟琼的图像变迁》中围绕曲踏古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方足彩绘木案展开，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鸟形纹饰的流行区域、发展与演变，以及神鸟在古象雄王国早期信仰中的特殊意义与崇高地位。陈轩在《汉代的金灶与步摇》中，将汉墓中出土的金灶作为汉代步摇的悬挂构件展开探讨，指出作为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金灶的设计与使用体现了汉地将游牧贵族的配饰转化为以本土吉祥语汇构建的装饰系统。周繁文对西汉木葬具的等级规定进行了考察，在《西汉木葬具的等级问题》中讲述以种类、数量、材质等作为区分葬具等级的重要指标，葬具的规格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器物所反映的观念与文化的复杂性，强调适时、适度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庄慧芷在《“圆方图”与“方圆图”：从文物与文献看先秦两汉的盖天说与浑天说》一章中，从秦汉之前的各种天文相关遗址、文物与文献切入，探讨“盖天说”与“浑天说”宇宙模型的起源，以及两种学说的关联性，并指出在具有官学色彩时期，此类器物为皇权所掌控，失去官学地位之后，则逐渐转变为宗教、装饰的题材。彭圣芳在《〈考工记〉设计美学思想的体系化考察》中引入文学价值因素，通过其物化形态，考察唐代器物诗文装饰的特征。肖世孟在《汝瓷釉色“天青”考》中追溯釉色“天青”的渊源与内涵，并探讨了文人对汝窑茶器的色彩理想：超以象外的“天青”釉色迎合了文人物象之天成的观念意趣；汝窑“天青”温润如玉的色泽与文人“比德如玉”的审美品位相契合。

　　宋代以后，复古趣味体现得越来越明确。古器物的出土，历代均不乏其事，但真正重视古物、研究古物，其风气还是始于宋代。何清俊在《象数与道统：北宋朱长文琴器思想考释》中对北宋朱长文所著《琴史》作了系统的梳理，将朱长文的琴器造物思想归纳为尊圣、拟象、应术和立道四个主要方面，并指出《琴史》反映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背景下知识分子试图将传统阴阳、五行、象数等观念进行理性改造的尝试。

　　个案研究是近年来美术史和考古学界比较常见的做法，强调从具体案例出发，将墓葬空间视为完整且独立的个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进而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制器尚象》收录的个案研究，均在探索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聂菲从文献学、图像学的角度，重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奁，写出《真实与虚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奁》，认为在墓葬语境下，漆奁上的图像呈现了墓主生前狩猎讲武的真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邓菲在《墓葬壁画的视觉资源：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谈起》中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通过整体考察墓葬中的建筑空间与装饰题材，解读其背后所传达的文化观念。作者认为，工匠在营建该墓时参照了大量图像粉本，包括传世绘画、佛教艺术、神煞题材等，看似杂乱，实则统一，透露出布局背后的深层逻辑，营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礼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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