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加逊

　　“音乐史通常以一系列分立而静态的风格来讲授。因此，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分别展现出一套自身所独有的特质。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每种风格的种子都可以在其他时期找到：巴洛克时期C·P·E巴赫悦动的情绪中可以发现贝多芬的浪漫激情，让-费瑞·勒贝尔在《元素》中提及的和弦群概念则应和了现代和声那不稳定的混乱状态。”钢琴家、作曲家、学者兼作家斯图尔特·伊萨科夫在最新力作《音乐三千年》的中文版序中，开宗明义地亮出了自己的音乐史观以及撰写此书的立场——音乐，既是时空之下各领域人文、科学共同激荡的结果；同时，音乐也以同样的方式反馈、助力其他各个领域的演化进程。

　　显然，伊萨科夫为自己设定了超高难度的挑战，通过探讨核心问题，讲述西方文化（这里的“音乐”显然已经染上了更宽泛的、事关文明概念的色彩）演变中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乐谱记谱的起源开始，到巴洛克、浪漫主义、无调性，再到比波普、酷派爵士；从巴赫、莫扎特和李斯特到迈尔斯·戴维斯、约翰·科尔特兰的诞生。音乐与宇宙自然规律如何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不和谐何以成为现代性的主要声音？噪声作为音乐的存在又是什么？音乐的演进显出多面的、出人意料的容变。它涵盖了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以及音乐如何与政治、文化和经济交织一处，甚至触及尚未被透彻解析的有色人种和女性的成就，她们通往成功的道路甚为艰难。书中叙事是随机组织的，但伊萨科夫的音乐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是分明的。其间，四处泼洒着令人难忘的小片段，宛若色彩缤纷的颜料被打翻在黑白分明的乐谱上——佛罗伦萨舞台设计师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因发明冰淇淋和提升歌剧舞台艺术而闻名”；阿诺德·勋伯格如此害怕数字 13，以至于他在歌剧《摩西与亚伦》中将亚伦的名字拼错，以避免标题有 13 个字母等等，诸如此类。所有这一切，都令音乐史散发出新鲜、生动的气息。一口气通读之后，读者不得不感慨，伊萨科夫的学识、学养以及文采都为这种涟漪式的历史叙事奠定了扎实的根基。更令人惊讶的是，近30万字的文墨竟能带着读着穿越3000年，这是怎样的“旋风快笔”！

　　身为资深乐评人与音乐史学者，伊萨科夫的写作与以执笔为主业的亚历克斯·罗斯的尖利生动，以及与以执教为主业的理查德·塔鲁斯金的学术气均有所不同，他似能在这两者间穿梭自如，快速切换，在缝隙中展现优雅且顺滑的表达。这一次，伊萨科夫选择了一个小而震慑力十足的切口——“变革”，构成全书的写作动机。历史总是将巨变记录为某些突发的特殊时刻，而非将之描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对于音乐的诞生与演化而言，这些变化通常不会如火山喷发那样难以预测、瞬间发生，其发展规律是有迹可循的，说到底，这是一条以早期征兆与范式为前导，伴以长时段后效的弧线。这些巨变时刻构成了西方文化进程中一系列突出的飞跃，而弧线所泛起的涟漪将长时间地圈圈扩散、传递，生出新的交集、新的生命，进而是又一轮的音乐进化与飞跃周期。伊萨科夫将这场3000年的“音乐变革”表述为大型钟摆运动，代表着音乐与其他学科领域密不可分的共振与对话，这是笔者想要呈现给读者的音乐文化史感官，颇有鲸鱼碧海般大开大合之姿。

　　数十座西方音乐的里程碑在广博文脉织体背景中构成炫目且极具爆发力的“点”：11世纪的僧侣阿雷佐的圭多，他发明了“四线谱，与今天使用的五线谱不同”；12 世纪的作曲家莱翁和佩罗坦，他们是复调技巧发展的重要人物；歌剧的诞生，“带来了华丽的视觉盛宴，迷人的音乐和引人入胜的戏剧”；爵士乐的先驱，“也许是现代最重大的发展，是美国送给世界的音乐礼物”；以及受到茱莉亚音乐学院辍学生迈尔斯·戴维斯1959年的专辑《蓝色狂想曲》的影响，“这张唱片颠覆了爵士乐世界”。一个又一个富有意味的惊鸿一瞥，具体的人与事背后始终存在着恢宏开阔的底层布局。于是，一场关于点与线的故事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伊萨科夫便是穿针引线的述说人。

　　伊萨科夫曾在采访中就“变革动机”有过阐释，我更愿意把这种变革称之为“能量交换”：“创作这本书的动机与我所有书籍的动机相同——传播对重要文化问题的理解，即使是那些对音乐史没有扎实背景的人也能接触到。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解释音乐史上惊人的转折点时，我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背景，参考了艺术、宗教和其他人类努力方面的进展，以阐明创造性冲动是如何实现的。纵观音乐史，存在着巨大的摆动。厌倦事物并寻求新奇是人的天性。因此，巴赫的复杂性催生了优雅风格的简洁。古典音乐的简洁和透明度又导致了浪漫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和声不稳定。而从浪漫主义和印象派发展而来的滑腻、模糊的音乐结构，让位于勋伯格更加精确、果断的、计算的具体系统，尽管音调的消失让许多听众无法理解这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当然，伊萨科夫在他的高速音乐播报中做出了选择。我欣赏他关于巴赫家族的描述，部分原因是节奏稍微在这里得到了舒缓。他专门用两章的文墨来讲述爵士乐的发展及其与“古典”音乐的相互影响。虽然伊萨科夫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当下多元的媒介探讨上，但在本书的背景下，我很高兴他为这些内容留出的空间。

　　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十分贴近于当下快速媒介所主导的方式，亦会是更接近于读者阅读习惯的音乐史叙事。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其他领域，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没有类型、混合了所谓的高低文化后现代性的世界中，风格、时代和地理位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如书中那些大胆转换思路契合时代的变革瞬间推动了音乐的演进，伊萨科夫大胆的、如狂欢般描述音乐的方式，亦可称得上是“勇者得天时”。无论我们追得再快，描述得再如何妥帖，说得再怎样动听，音乐，充满隐喻的声响世界永远先于我们一步，并且意味更多。它依然在演化之中，而我们不得不暂且停下笔墨，将这段旋风式的旅程封存在此刻。

　　伊萨科夫的洋洋洒洒不过是个药引子，套用约翰·凯奇在其当年惊世骇俗的《4’33”》首演时说过的一句话：音乐是永无止息的，唯有人才会转身退场。

编辑：邱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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