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在谈到曲艺面临的挑战时说：作品只要有根儿，就能够流传，能够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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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文并摄

　　核心提示

　　大热综艺节目《喜剧大会》落幕前，主创大段戏仿了经典小品《红高粱模特队》，引发全场观众爆笑。

　　“这就是我常说的，作品要与时代同步，要能够记录这个时代，前几年和前几天《红高粱模特队》在网上又传起来，有朋友发微信对我说这是向经典致敬，我说这就是创作的生命力，20年过去还能流传。”崔凯说。

　　从1971年开始从事曲艺创作，崔凯几乎引领辽宁曲艺领跑全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近日，他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模特队”到“过河” 

　　“劳动者最美”叫响全国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在几十年间始终保持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很高的传播率，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崔凯：我记得有一年央视把《过河》又拿出来，还有90后、00后把《十三香》改编成摇滚版了，这说明作品只要有根儿，就能够流传，能够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本报记者：您创作的《红高粱模特队》最近在网上又传播开来，当年看这部小品时还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吧？

　　崔凯：还是要有根儿，说到这部小品创作的“根儿”上，我有一年带着已经成名的巩汉林、潘长江、黄晓娟、常佩业、贾承博到大连体验生活，从三十里堡到金州再到皮口走了一大圈，在皮口他们看到了一个创业典型。皮口这个姓孙的妇女非常了不起，她把缝纫社发展成一个服装集团，给徳、美、日等国家作来料加工，以前皮口经常干旱，就是这样的创业典型把大家给带富了。老太太看到我们特别热情，说这么多艺术家来了，太好了，把仓库打开，你们看什么服装好看就挑走。

　　老太太提到镇里有个小宣传队，每年服装集团给宣传队拿点钱，让他们排点节目，大伙儿自己也乐和。她希望我们这些艺术家能一起看看节目。于是第一次这么多明星坐在台下，巩汉林、潘长江、黄晓娟、常佩业、贾承博看着农民穿着自己做的服装在台上走模特步。

　　我当时特别怕大家在台下笑，但我又很感动，这些农民原本很穷，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富裕了，有了美的追求，也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我后来才知道，1992年万元户就已经很了不起的时候，这位草根企业家已经肯掏出100万元来做宣传队。所以《红高粱模特队》在最后主题喊出了“土地是妈劳动是爹”，公开喊出了“劳动者最美”的观点。我想这是小品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除了这样的实写劳动者的小品，您创作的《对缝》《牛大叔提干》这样的讽刺型作品也不少见，而且我听说是《牛大叔提干》取代了《红高粱模特队》先上的央视春晚。

　　崔凯：《对缝》是对当时皮包公司的讽刺，《牛大叔提干》是对大吃大喝现象的直接抨击。

　　那年春晚我带着作品《红高粱模特队》进组，念了剧本后，导演组和阎肃都说这个作品好，包袱也好。没想到当天中午总导演就给我打电话，和阎肃到我房间新出了个题目。

　　当天中午，央视刚刚播报一条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的新闻。阎肃希望我做这个命题作文。我就问他，这个我写出来，能播吗？别写完给毙了。阎肃说，你先合计怎么写，我们请示一下。

　　后来剧本作了一定的修改，代替《红高粱模特队》先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本报记者：您创作的人物总是非常鲜活，讲讲原因？

　　崔凯：我创作的作品，一是来自我以往的生活积累，二是在创作过程中调动我头脑中的存储，我接触的那些人物都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哪些喜剧性？我们辽宁人本身就带着喜感，在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中，只要拿出来好作品，那种火热、浓烈的情感，就能看出东北文化的独特基因。

　　我认为这种独特的东北文化基因，可以上溯至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文化是从西辽河时期起源，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以移民文化作为我们的文化基础，是一种割裂。所以我曾经提出，山东没有载歌载舞讲述故事的说唱形式，河南也没有，河北的莲花落艺人又说是看东北的蹦蹦戏学来的，那么这种载歌载舞说唱的叙述形式到底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把时间线从西辽河追溯下来，和我们的红山文化相关。

　　上古时代就出现了萨满，在节庆时和祈雨时，都是祭祀仪式的一种流传和演变，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都有这样的民间说唱方式，这就有点像《荷马史诗》的叙述形式了。在后来整理的文艺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大多在萨满活动时说唱过，萨满对东北地区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可小觑。在民间文艺田野作业过程中，收集了大量萨满神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风情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东北民间艺术源流的最好证据。著名的《包公赔情》变成二人转唱本后，里边可以看到对整个白事的描述，老百姓可以根据这个发送老人，有的唱本又成为老百姓办喜事的样本。

　　我们理解一种生活产生一种文化，又反过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这种在精英文化之下暗涌的民间文化、民风民俗也就规定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从办比赛到设置曲艺专业

　　构建人才“雁阵”领跑全国

　　本报记者：您的创作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创作道路？

　　崔凯：如果说专职创作生涯，应该是从1971年开始的，后来我参与创建铁岭民间艺术团，再后来以在铁岭创作的“小戏”为基础，创作出拉场戏《摔三弦》《一加一等于几》。

　　如果要举例哪部作品确立了我的创作风格，我想是《摔三弦》和《闹鱼塘》，从那时开始，这些有说有唱的小戏如《闹鱼塘》《双飞燕》影响了后来的《红高粱模特队》和《过河》，在这些小品里也都带有歌唱部分。潘长江、阎淑萍演出的小品《过河》首开歌舞小品先河，留下了东北风格的经典同名歌曲。

　　有次我去南方讲课，我以为南方的学员会对我的作品不甚了解，没想到他们一张嘴提到的就是《过河》，还能唱两句。

　　本报记者：可以这样说，以您和张惠中、张超、李春明为核心的辽宁喜剧小品创作团队占据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品领域的半壁江山还多，并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小品，是这样吧？

　　崔凯：我们今天来看辽宁曲艺繁荣成功的经验就是抓创作，创作作为中心环节，艺术家要把作品作为立身之本，所以能走出这么多人，是因为有作品。

　　我1986年担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后，当年就组织了创作笔会，组团东北三省民间艺术节，一共就6个一等奖，全部被辽宁拿走，后来评委会没办法，只能给了承办方一个创作奖。

　　1987年我为了举办业余青年相声大赛培养人才，邀请了姜昆、侯耀文、高英培、陈佩斯、范振钰这些名家来当评委，并且给评委们下了“任务”，除了当评委，还要收徒弟。结果侯耀文看中了嗓门最大的陈寒柏，姜昆、师胜杰也各有所得，为辽宁曲艺带出了一批优秀人才。我们就是这样组织各种大赛，培养各种人才，与全国顶尖人才合作，才能够不断推出领军人才，打造出一个成型的人才雁阵。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曲艺人才，2004年，辽宁科技大学在辽宁省曲协的协助下率先设立了曲艺表演本科专业；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创办了民间艺术专业，将非遗项目如海城高跷请进了大学作展示表演。自2008年第一批本科毕业算起，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表演专业本科大学生已经毕业了16批，多达几百人。

　　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个时代需要的文艺作品必然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艺术家这种特殊的人才培养，除了天赋和艺术感觉，在后期培养时要有很好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创作的结合，形成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的体系，使得我们的拔尖人才、领军人才形成一个队伍，拿出优秀作品来，回报这个时代。

　　我也希望能够多些机会和中青年创作者沟通交流，提供更多动力，使得大家创作出与时代同步、记录时代的优秀作品。

　　人物简介

　　崔凯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曲艺家协会原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辽宁省曲协原主席。

　　自1971年从事文艺创作以来，发表曲艺、戏剧、影视剧本、喜剧小品、文艺评论等作品600余篇（部）。代表作品有：戏曲《摔三弦》《闹鱼塘》《双飞燕》《审舅舅》，吉剧《贵妃还乡》；喜剧小品《十三香》《对缝》《老拜年》《牛大叔提干》《桥》《过河》《红高粱模特队》《说事》《送水工》《不差钱》等。

责编：周艺凝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