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上世纪80年代辽宁编纂三套集成工作，江帆难掩自豪：那次编纂，辽宁是第一个出齐市卷、县区资料本的省份，走在了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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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文并摄

　　核心提示

　　1986年，时任杂志编辑的江帆被调进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参与编纂全国性文化工程“中国文学三套集成·辽宁故事卷”，从此，与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进入新世纪以来，江帆又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并出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日前，在准备“漫话辽沈春节年俗，趣谈背后精彩故事”讲座前夕，江帆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八千子弟兵”助攻

　　辽宁拿下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请介绍下您参加“三套集成”编纂的这段经历。

　　江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三套集成编纂工作，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每个省编纂分卷，要求各省编纂市卷、县区资料本，当时把我调到辽宁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即后来的省民协，担任辽宁卷的副主编。那时辽宁省民协集成办公室就老中青3个人，老的是王明希，中生代是民协秘书长孙丕任，年轻的就是我，编委会主任是省民协主席乌丙安。

　　那次编纂，辽宁是第一个出齐市卷、县区资料本的省份，走在了全国前列。当时，辽宁行政区划33个县，全省所属城市55个市区，都出版了三套集成资料本。辽宁的三套集成培训做得特别好，乌丙安教授在沈阳市文化宫培训了8000人参与这项工作，号称八千子弟兵，指导大家怎么开展普查、采录、整理和编纂工作，明确提出不要停留于一般讲述者，要重点发现民间故事家，因为故事家掌握的故事基本上都能覆盖一个地区。所以，辽宁在关注故事家方面也在全国先行了一步。

　　本报记者：据了解，您在编纂三套集成辽宁卷的索引、图表方面也作出了很多贡献？

　　江帆：由于辽宁集成工作开展得好，全国总编委会希望辽宁能率先编纂故事卷样卷。总编委会要求将本省常见故事类型编制索引，制成图表，以提升成果学术含量。这项工作要求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AT分类法编制索引，对专业性要求较高，当时很多省都说做不了。辽宁不但第一个编制出来索引，而且在学术质量上完全达标。

　　本报记者：AT分类法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辽宁的故事类型有哪些特色？

　　江帆：AT分类法是由芬兰学者阿尔奈提出、美国学者汤普森完善的国际通用的故事类型分析方法。它将故事分为五大类别，续码编号，为国际间开展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清晰系统的分类范式。

　　比如“狼外婆”故事，学术界称之为“老虎妈子”类型，这类故事的AT分类编码是333型。我们编制索引要如何操作呢？要先撰写故事梗概，然后标示出其在县区资料本的具体出处。

　　上世纪80年代，在几乎没有现代科技手段辅助检索的情况下，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需要把这个故事的基本母题、主要情节确定下来，然后对应辽宁这133本资料本哪一页上有这个故事，可能叫老虎妈子，通常是叫其他各式各样的名字，只有读完整个故事，你才能确定是这一类型，这就需要把辽宁133本县区资料本翻阅无数遍，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全凭人工手作，烦琐耗时，要有很强的事业心与专业知识才能完成，若有很多错误疏漏，便会失去价值与意义。

　　那次，我承担了索引编制工作，对我而言，真是硬核挑战，因为我当时还属于故事学研究的“小白”，编制过程完全得益于时任故事卷总编委会副主编的刘魁立一招一式的指导，我边学边干。我们辽宁的故事大多是复合型的，比如说“老虎妈子”故事，比标准型的“狼外婆”故事要复杂很多，这是“老虎妈子”故事在辽宁的在地化“变形”、演化的结果。印象中3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特别热，我在家里闷头干了两个月，没出门，把130余部辽宁三套集成县区资料本通览20余遍，最终完成了辽宁省27个常见故事类型索引的编制。在辽宁卷故事卷终审会上，时任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卷主编，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对我编制的故事索引给予了很高赞誉，说：“就冲辽宁卷编制的这个索引，我就可以给你学位了。”

　　这些来自外界的认同，或者说我的工作被这些国家级的大学者看到了，成为我此后踏上学术之路，从事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动力。

　　两位学者引领 

　　从关注物转至关注人

　　本报记者：谈谈钟敬文、乌丙安两位前辈对您学术人生的影响吧。

　　江帆：在来省民协之前，我是杂志编辑，喜欢写些小说、散文、曲艺作品等，去省民协之后，开始对民俗研究产生浓厚兴趣。

　　我是编纂三套集成时认识乌丙安老师的。他是位非常有感染力的学者，他对民间文化的情感、思考的深度以及研究的激情，对许多年轻人都曾产生很强的引领作用。40年前他就提出了“民间故事传承人”理念，在三套集成编纂时他更率先提出要“发现故事家”，我在工作中对此也有思考和认知，遂此后长达24年追踪研究辽宁故事家谭振山的学术经历。

　　1996年，我调到辽宁大学工作，此前已师从乌老师修完了民俗学研究生课程。在乌老师建议下，开始研究生态民俗，2003年出版了专著《生态民俗学》。我的民俗学研究注重田野实践，逐渐形成从关注物——人——到关注整体背景的研究理路。我在研究中发现，生态区位和生态因素是决定区域文化特征形成及演化的重要制约元素，注意到生态对人类文化的多维影响和作用。继《生态民俗学》出版之后，我关注的满族生态民俗文化、辽北山区生态民俗与可持续发展、民间口承叙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都引入了生态学与人类学视角。从研究成效来看，这一理路更趋于科学，具有跨学科的整体观视角。我至今感谢乌老师的引领，在他的帮助下，我做出了很多正确的选择。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9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是97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最后一个访问学者弟子。那一年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多是润物细无声的。记得有次他给二三十个博士生上课，我们两三个访问学者坐在后排，他问大家：你们现在都在看什么书？有学生说在看意大利学者维科的《新科学》，这是一部哲学意味颇浓、特别晦涩难读的书，一般人看不进去，也看不懂，发言的学生便诉说了这种苦恼。钟老师听完，慢悠悠地说：读书是这样的，书好比是大钟，读书人就是敲钟工具。你是铁棒，敲起钟来自然当当作响；你是木头，敲起钟来也很响亮；你是麻秆，细长的麻秆敲钟，钟声便非常微弱；你是灯草（油灯的捻儿），那你敲钟，自然一点儿声音都不会有。所以，钟响不响和敲钟的工具有直接关系。最后他总结说——不是书没意思，是你没意思。

　　我当时都惊到了，感觉他讲得太好了！钟老师是一位诗人，他随口就能用诗的语言说出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所以，我想说，真知不一定是谁有意传授给你，全看你有没有一颗求知的心。有了这个意识，时刻绷紧弦，外界轻轻一触碰，你的心弦就会嗡嗡作响。

　　追踪谭振山24年

　　确证普通人心事的独有价值

　　本报记者：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30年里，您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否描述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江帆：从事民间文学研究40年，我一直行走在田野上。回头看，我的学术生涯确实经历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3个层次。

　　比如，最初，我是本能地奔着故事家的故事，奔着民间信仰等文化现象去调查和研究的，这就是对“物”的兴趣，是处于“见物不见人”阶段。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叶”是物，遮住了视线，自然看不到“泰山”，也就是人，没有真正关注普通人的心事。这种情况下对文化作出解释是缺乏科学性的，是隔靴搔痒。随着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深入，我开始理解有一位民俗学者说的“故事重要，讲故事的人更重要，是值得你用一生去研究的”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人文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达人的内心世界。

　　例如，我研究了24年的谭振山老人走了，但我仍然可以从他留下的故事中解读出很多信息。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观念意识以及他的种种心事。每一个文化持有者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心事”，他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很可能不是口中所说，往往是无意识中透露的，这个下意识和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东西是最真实的。所以我在田野调查时，越来越关注文化持有者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在文化中倾注了哪些情感？哪些是他个人心事与人生经验的代入，哪些又是他所属群体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从整体性视角关注人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背景，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我们的研究如果和当代社会生活、广大民众没有建立起关联的话，这种研究只能是学者的自娱自乐，是关上门自己玩，是没有价值的。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仅可圈可点，走近每个人，还会发现他们很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这么多年我的专业带给我的真实感受，我称之为“以文化人”的过程。

　　文化好似一面镜子，区域性文化就是“地方性镜像”，能照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历史和生存状态。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计划，选择一些辽宁的本土故事，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把这些故事后面的故事意蕴开掘、呈现出来。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故事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心理，也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当代中国。“故事里的中国”是什么？是由一个个地方“故事”构成的，是无数个地方文化的“拼图”才形构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我们的研究应具有时代张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关联起来，尤其要与当代社会建立起关联，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学术人生更有意义，对吧？

　　人物简介

　　江  帆　辽宁大学民俗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

　　学术成果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辽宁文艺评论奖等国家级及省级奖项。

责编：闫尚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