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禾

　　春节快到了，远在辽西县城的三姐来电话问我是否回老家过年。话音刚落，便唤起了我对岁月长河中过年的记忆，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过年是民俗，是重要的传统节日，更是岁月时光坐标的节点。古往今来，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或为职责所在，或为生计奔波，远离故乡在所难免，但一年到头了，远在异地他乡的游子，无论走到哪里，都阻挡不住回家过年的脚步。

　　年的记忆之于我是模糊开始的。记得童年的某一年，头脑中有了过年吃饺子的概念。除夕那天早晨，母亲煮了一锅高粱米饭，而不是平时吃的苞米茬子粥，母亲在灶台下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看着炉火，廉价的劣质煤，烟大不好烧，拉风箱要格外用力，煤烟熏黑了母亲的鼻孔。不懂事理的我一边哭一边喊着：“过年了，为什么不吃饺子？”母亲告诉我除夕晚上才能吃饺子。我不听话，一个劲儿地哭着闹着，情急之下，母亲顺手拿起扫地的笤帚，狠狠地抽了我的屁股一下。我被母亲突如其来的举动震住了——不哭了。随即，母亲把我紧紧揽在怀里，不由自主地发出长长的“唉”声，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我不理解母亲为啥打我，不理解她自己为什么哭，更不理解“唉”是啥意思。几年后，我渐渐地懂了，家乡这一方山区土地，十年九旱，只能种苞米、高粱等庄稼，是磨不出白花花的细粮面粉和大米的。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生产队按人头每人分两三斤面粉，家里过年节吃一顿细粮后，余下的要留给来客人用，或亲戚家生小孩送上一包面粉“下奶”，期望产妇奶水充足。多年后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我越发理解了母亲当年那一声长叹。

　　一天天长大的我，渐渐懂得了生活的不易，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勤奋学习的习惯，从一个顽皮孩子变为懂事的少年。边上学边劳动，养兔子、挖草药、采树籽、拾柴禾、打猪草样样不差，虽然换钱不多，但也能解决一些买本、买笔、买书之难，甚至攒点钱为过年买点鞭炮。寒暑假放下书包，还得到了生产队的一份好活计——放一匹白色的瞎马和五头老牛，每天可记8分工分，那时成人劳动力一般每天10分，8分也的确是一份美差。一个少年与这些大动物们每天踏遍了山村的沟沟岔岔，无疑事实上增添了人生的履历。夏天，瞎马喜欢平地吃绿草，喝清澈的水；老牛们喜欢上山坡扬头够槐树梢的嫩叶，喝浑浊的水。几十年后的今天，那白马和老牛们还常常走进我的梦乡……

　　1981年10月，我参军入伍来到内蒙古草原。临行前，母亲掰着手指头喃喃自语：“我儿子至少得三年不在家过年了。”说话间，母亲眼中噙着喜悦的泪花。我执意不让父母送我，转身离开家门那一刻，我感到背影里凝聚着父母滚烫的目光，鼻子一酸，没敢回头。

　　新兵连训练结束刚下连队，正赶上1982年春节，恰巧除夕夜子时轮到我站岗，哨位是部队营地外山脚下的一个临时油库。漆黑的夜晚，一个战士，手持钢枪，伫立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感到无比自豪。母亲让姐姐写信给我，说：“过年了，家里啥也不缺，王宝营子人民公社给军属每家送来了猪肉和一封县政府发出的军属慰问信，没有念过书的父亲将盖有红色印章的慰问信规规矩矩地贴在墙上，不止一次让姐姐读给他听，每逢有乡亲来串门都主动告诉人家这是县里的慰问信。”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全师从新兵中筛选通讯报道员，经连、营、团、师层层分期培训，又层层选拔，我有幸成了留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唯一的战士通讯报道员。每天，新闻李干事带着我骑着自行车下部队采访，我常有稿件见诸《前进报》《昭乌达报》等军内外报纸。又临近春节了，首长得知我的父亲身体不好，特意给我7天假，让我春节回家探望。我提前写信告诉了家里，父母和全家人喜出望外。几经转车换乘，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我到了离家30多里的白塔子镇汽车站，三姐夫赶着毛驴车在那里等我。我坐着“驴吉普”奔跑在回家过年的路上，绿色帆布提包里装满了用全年攒下的津贴购买的酒、蛋糕和糖果。

　　近乡情更怯，快要到家了，远远地看见家门前那棵亭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身影，母亲在翘首远望。我跳下“驴吉普”，抢先几步，跑到母亲的面前执手相看，母亲凝视着我军帽上的红五星和镶嵌在衣领上的红领章，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侄子、侄女全家人都迎了出来。我拉着母亲的手走进那熟悉、简陋而温暖的茅草屋，身后传来母亲的声音：“我儿子长高了。”父亲告诉我：“听说你过年回家，你妈心像长了草似的，每天往返屋里院外几十趟。”酒香、菜香弥漫在小院里，原来，当天上午我家宰了一头年猪。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我回来。从来不喝酒的父母都破例喝了一小盅白酒。哥哥放开了酒量，说：“今天的饭菜是预演，除夕要更丰盛。”

　　晚饭后，我又急不可耐地先后到本家大爷、四婶、老叔家看望，送去从部队带回的糕点，也送去对老人们新年的祝福。刚到大年初一，没等离开，母亲就问我：“还啥时候能回来？”还说：“走前要与你说一件事。”我没在意。临走那天，母亲把我叫到父亲的跟前，严肃而又坚定地说：“你们部队有一位李干事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你进步挺快，很有希望在部队上军校提干。如果是那样，将来你可不能在外地娶媳妇儿呀，要不过年就不能回家了！”我突然想起见到四婶那天晚上，四婶拉着我的手也说了同样的话。

　　后来，如我所愿，我果然上了学，提了干，光荣地入了党。时光荏苒，工作几经变动。几年后，我回到家乡县城人武部工作，娶妻生子，自然也实现了母亲和四婶的愿望。县城离老家70多里，可谓不远不近，每年回老家过年雷打不动，只是其间乘坐拥挤的长途客车每每费一番周折。然而，每年回家过年都给我和妻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年后返城，母亲和四婶总是大包小裹地装满豆包、冻豆腐、走油红肉等年货让我们带回县城小家。这老家的年味足可以让我们好好品味一段日子呢。

　　“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一种常态，而我则是回去之后再离开，我到故乡以外的滨海城市工作了，职责所系，不能每年都回家过年了。父亲去世早，接母亲到城里过年，看得出来，物质虽然一年比一年丰富，可母亲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说“城里过年没有年味儿”。

　　2015年秋天，一向身体状况良好的母亲病了，到医院一检查，结果令我如五雷轰顶，不敢相信。我要安排母亲住院，母亲坚决不肯，坚持要到老家的哥哥和大姐、二姐家住一段时间，似乎要作人生的最后告别。尊重母亲的意愿，半个月后我还是急于从老家接回母亲住进了医院。妻子和姐姐一直在护理母亲，5个多月里，每天我白天工作，晚上到医院陪伴母亲。2016年春节快到了，每天清醒时，母亲都问姐姐还差几天过年。年根儿了，母亲执意要回家过年。母亲有些急躁。院长和主治医生告诉我们：“老人离开医院随时有危险。”就这样，全家人安慰母亲，我和家人在医院陪母亲过了她老人家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年。除夕夜，伴随着《难忘今宵》的曲调，吞咽已经困难的母亲顽强地吃了两个妻子包的饺子，还说：“过年的饺子真香啊……”年后的农历二月初四，84岁的母亲安静地走了，那是一个小草发芽、春光明媚的日子。

　　撂下三姐的电话，我沉思了良久。4年前，我从省城去老家那座城市调研，住在市里的宾馆，三姐听说后打电话问我：“咋没回家呢？”我没直接回答三姐，其实我回了，回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区的楼下，久久站立，仰望3楼那北阳台的窗口，因为就是那个窗口，母亲曾无数次站在那里目送我上班、迎我回家……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如今母亲走了，家还在吗？家在哪里？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苏东坡也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适应环境，日久他乡变故乡应是常理。然而，真正的老家是什么？是母亲住的地方，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是祖辈长眠的地方，是心灵得以安放的地方。那里有乡情、亲情，那里有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淡淡乡愁。

　　我平静了一下心情，一字一句地告诉三姐：“回老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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