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集团部落”封锁

决不让日寇掐断抗联的“根”

　　22位烈士墓。

　　22位抗联少年营战士牺牲照片。

　　1936年4月26日，为拔除伪双山子警察署这颗毒牙，东北抗联一军一师包围了盘踞在崔家大院的敌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沉痛讲述：“战斗异常惨烈，22位少年营战士壮烈牺牲。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残的敌人竟割下他们的头颅，摆在大墙外拍照‘炫耀’。”

　　这张在互联网上令无数国人锥心刺骨的照片，像一页被血泪浸透的史书，无声地诉说着抗联战士的英勇不屈。彼时，日寇正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讨伐”。在敌人构筑的“铜墙铁壁”封锁下，抗联战士即使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依然以血肉之躯为武器，在“绝境”中踏出“生路”。

　　“集团部落”场景展示。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

　　盛夏的丹东宽甸双山子抗联烈士陵园，松柏挺立如坚定的哨兵，守护着长眠于此的二十二名东北抗联一军一师少年营战士。不远处，崔家大院战斗遗址，是他们生命最后绽放的战场，也是日寇推行“集团部落”政策下残酷斗争的见证。

　　实地寻证

　　7月中旬，记者随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探访宽甸双山子村。村路边杂草丛中，一块不起眼的长方形条石瞬间吸引了这位抗联史专家的目光。

　　他俯身拨开杂草，仔细端详条石的形制和磨损痕迹。“这是辘轳石，过去井上汲水的关键部件。”卢骅指着石头边缘的凹痕，“你看这磨损程度和整体形制，它很可能是双山子‘集团部落’仅存的实物遗存。”他语气凝重，“在‘集团部落’里，村民连打水都受到严格限制。”

　　“集团部落”——日寇为镇压抗日力量，强迫村民迁入设有高墙、炮楼、铁丝网的集中居住区，形同监狱，又称“集家并屯”或“人圈”。这一残酷政策自1933年起在东北迅速蔓延，至1939年，全东北已建成12565个“集团部落”。

　　双山子“集团部落”，正是这上万个“囚笼”中，少数还能找到实物痕迹的遗址之一。行走在狭窄的村路上，卢骅指出：“村子基本保留了‘集团部落’格局。虽然草房变瓦房，但房屋结构、这三米宽的村路，都是当年的底子。”

　　谁能想到，这片宁静村落曾是日寇铁蹄下的苦难之地？1935年4月，日伪军将这一地区划为“讨伐”重点，强行“集家并屯”，烧毁了天桥沟山脚下四平街、大小佛爷沟的民房。无家可归的百姓，只能被驱赶进划定的“集团部落”。“双山子‘集团部落’，在当时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集团部落’，聚居人口有数千人。”卢骅说。

　　被圈禁的生活苦不堪言。从双山子“集团部落”旧址到天桥沟约16公里，如今驱车20分钟可达，当年农户种地却需每天跋涉五六个小时。“日寇哪管百姓死活？他们就是要困死人，掐断抗联的根！”卢骅愤慨道。

　　血泪禁锢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座高3.85米、宽3.55米的“集团部落”场景复原模型森然矗立。甫一走近，一股重重的压迫感便扑面而来，瞬间将观众拉回80多年前凌源市河坎子乡的恐怖现场：围墙高筑，四角炮楼耸立，仅留两处大门作为出入通道，整个空间弥漫着监狱般的窒息感。解说牌上“日伪制造河坎子乡‘集团部落’人民财产损失表”的数字更加刺眼：670人被摧残致死，3721间房屋遭拆毁或焚烧。

　　丹东首个红色乡级政权——四平乡政府主席宋言诠，原住天桥沟四平街。他曾回忆，1936年秋，“日寇开始并屯，烧房子，我们被迫搬到双山子”。宋言诠的回忆所反映的正是日伪推行“集团部落”的普遍暴行：用刺刀强迫百姓离乡背井，违抗者整村遭机枪屠戮。

　　除了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敌人还在“集团部落”内布下了严密的管控网络。据卢骅介绍，“集团部落”设有日本守备队、警察署、拘留所、自卫团、协和会、道德会，甚至专门派遣特务，严密监视群众的一举一动。

　　这种全方位的监视，其实就是为了切断百姓与抗联的联系。“为了防止老百姓援助抗联部队，日军还实行严苛的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即一家援助抗联，十家同时论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说，日伪当局在“集团部落”内通过户口登记、发放居住证明书与身份证、实行指纹鉴定等手段，将管控的枷锁越收越紧，让百姓的生活被牢牢禁锢。

　　史料记载，居民出入“集团部落”大门须出示证件，经岗哨检查。行动时间被严格限制：日出时，居民可以外出劳动，日落前必须归宿。

　　高压之下，“集团部落”内生存境况极端恶劣。缺衣少食，住所简陋，温饱难求。一首民谣道尽辛酸：“‘集团部落’怪事多，男女哭喊苦连天；十冬腊月无处住，眼望旧房泪涟涟；新房木、抹黑烟，大瓦房、露着天……”

　　“集团部落”对东北人民毒害至深，更如毒刃直刺抗联生存根基。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发锁深入研究抗联历史发现：“在14年东北抗战中，对抗联危害最大的莫过于‘集团部落’。这项最阴险恶毒的政策，割裂了抗联（鱼）与人民（水）的联系，几乎将抗联逼入绝境。”

　　绝地反击

　　日本关东军曾制定《治安肃正计划》（1936.4-1939.3），妄图以军事“讨伐”为主，辅以经济封锁和诱降，三年内彻底剿灭东北中共组织及抗日武装。然而，敌人的“铜墙铁壁”挡不住东北人民的抗日意志。残酷政策未能阻挡住抗联冲破封锁的脚步，更割不断抗联与百姓的鱼水深情。

　　以游击战术破封锁： 抗联灵活运用游击战，或化整为零渗透“集团部落”周边破坏设施，或集中兵力猛攻守备薄弱据点，令日伪防不胜防。卢骅站在崔家大院遗址前说：“1936年4月的崔家大院战斗，目标就是摧毁双山子‘集团部落’的伪警察署。”尽管此役受挫，22名战士牺牲，但抗联对“集团部落”的反击从未停止。史料记载，仅1937年8月至1938年6月，三江省、牡丹江省的“集团部落”就遭抗联袭击79次。

　　靠民心所向铸后盾：抗联始终心系民众疾苦：废除苛捐杂税，严惩贪官污吏，没收汉奸土地分给贫农。正是因为一心为民，群众成为抗联的坚强后盾。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内，国家一级文物“靖宇马刀”便是见证。农民蒋国恩为抗联运粮被捕，受尽酷刑未泄露杨靖宇行踪。脱险后，杨靖宇便将马刀赠予了蒋国恩。周浩更指出，连“集团部落”内的一些伪保长、甲长也暗中为抗联传递情报、筹集钱粮，“他们明面为日伪服务，实则是抗联的联络员。正是群众的支持，给了抗联前行的力量。”

　　凭自力更生屯田自救：1937年起，抗联各部陆续屯垦。同年11月，周保中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为打破日军的层层围攻，部队必须大量储备给养和军需物资；可组织老弱病残人员建立自给屯，以此应对敌人的封锁困局。”就这样，战士们在深山老林的隐蔽处搭建密营、开垦荒地，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玉米、土豆等。

　　尽管“集团部落”的封锁如铁桶般严密，东北抗联奋起绝地反击，不仅粉碎了日伪彻底消灭抗日武装的阴谋，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责编：张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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