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光为“群山回唱”提出建议。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本报记者  赵雪

　　当辽宁日报全媒体策划“群山回唱”以恢宏笔触勾勒东北抗联的壮阔史诗时，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光倍感振奋：“‘群山回唱’让更多人深入了解了东北抗联的历史和精神，是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但在李洪光看来，完整的历史需要多角度的审视。那些由日本侵略者炮制并遗留的关于东北抗联的档案，恰恰是揭露其侵略行径、还原历史全貌的关键拼图。

　　记者：为什么说日本方面关于东北抗联的一些资料具有研究价值？

　　李洪光：历史研究需要尽可能全面的视角。国内现有的东北抗联资料，如各类文集、老战士回忆录以及近年研究成果，都极其宝贵。但遵循“孤证不为定说”的原则，还需要多方印证。作为战争的另一方，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档案文献，提供了不同的记录视角，对还原史实具有重要参照作用。

　　记者：您认为这些日军档案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李洪光：我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接触和积累了一些日文史料。从研究逻辑上讲，要深入理解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仅研究我方（东北抗联）是不够的。必须剖析侵略者（如日本关东军等侵华力量）自身的策略、行动逻辑及其内部记录。这些档案是侵略者自我记录的系统性文件，它们能更全面地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实施过程，是揭露其罪行的直接证据。

　　记者：这些日军史料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它们能提供哪些我们国内史料可能缺乏的信息？

　　李洪光：关东军的档案记录通常非常详细、系统化。每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后，都必须向上级提交详尽报告。例如，报告中会明确记载时间、地点，然后描述战斗经过、东北抗联的战术、战斗结果，并附上精确绘制的地形图或战斗示意图。这些报告，实质上是侵略者自己书写的犯罪实录。它们不仅能填补我方视角在具体时间、地点、敌方兵力部署等细节上的空白，更能直接暴露日本侵略者如何处心积虑、系统性地实施对东北抗联的军事镇压和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其目标就是长期侵占中国领土。这些一手档案，是以“侵略者自供状”的形式，无可辩驳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和侵略野心，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记者：是不是只要会日语就能直接用于研究了呢？

　　李洪光：当然不是。我保存了一些史料的实物书籍、档案卷宗以及电子文档。日语只是基础工具，是第一道门槛。关键在于深厚的历史背景知识。比如地名问题：日文报告中大量使用的是日伪时期的旧地名、日本人音译的地名，与现今地名及东北抗联使用的名称往往对不上。像“南湖头”这样的地点，当时叫什么？日文如何书写？都需要研究者结合地理、历史档案进行严谨考证。不了解当时的军事编制、政治背景和社会状况，仅看文字，极易产生理解偏差或无从下手。这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考据功夫。

　　记者：在挖掘这些日文史料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

　　李洪光：有很多。比如关于杨靖宇将军的记载。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曾有日本学者试图研究“杨靖宇精神”。还有一名日本护士在其书中也记录了一些历史细节。这些非官方的日文文献，有时会包含日军官方报告刻意回避或无意中泄露的重要历史片段。事实上，今天一些关于东北抗联的关键史实，尤其是破解某些历史谜团，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从日本发掘或购回的这类原始日文资料，与我方资料相互印证才得以完成的。它们从敌方视角，有力地证明了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记者：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

　　李洪光：第一，是深入整理、研究这些侵略者留下的原始罪证，使其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的铁证。第二，是用侵略者自身的记录来补充、印证和丰满我们对东北抗联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当日方战报中被迫记载其遭遇“顽强抵抗”“损失惨重”，甚至透露出对东北抗联坚韧和民众支持的震惊时，这些来自加害者内部的记录，恰恰是对东北抗联英勇斗争和日军侵略失败的有力反证，其历史证据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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