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荣珍藏的《白朗文集》。当年，他带着这套文集拜访了白朗和罗烽。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写下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的白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生于沈阳，出身中医世家，后成为东北作家群中与萧红齐名的女作家。她手中的笔兼具双重力量，既描摹民众的苦难，又成为反抗侵略者的武器。

　　自九一八事变后踏上创作之路，到跟随流亡队伍辗转南下，再到与萧红在抗日烽火中相互扶持，白朗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从辽河女儿到左翼尖兵

　　“我在写《辽宁省志·文学卷》时，写下了一段评论——1934年以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逐渐形成了‘东北作家群’，在这个作家群中，辽宁作家的创作占有重要地位。白朗，这一时期出版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她是沈阳人，原名刘东兰。《伊瓦鲁河畔》收入7篇小说，歌颂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写了对关东沃土的眷恋。”《辽宁文学史》《辽宁文学概述》作者徐光荣说。

　　8月15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沈阳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徐光荣《浴血淬火的灵魂》新书首发暨作品研讨会在沈阳举办。在这本书中，徐光荣以《犹记阳光下白朗甜甜的笑容——三见白朗追忆》深情地回忆了白朗。

　　徐光荣说，短篇小说《只有一条路》是白朗创作生涯的起点，文中14岁少年王加栋“不愿再受欺压”、决心走出困境寻找生路的信念，正是白朗毕生创作的起点——人的觉醒。文中“他望着天边的星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出去才有活路”的表述，不仅是少年的呐喊，更是白朗对那个时代的发声。此时她的笔触虽略显生涩，但已能体现出对压迫的敏锐感知与反抗意识。

　　“这些活动开阔了白朗的视野，也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所以白朗的创作从一开始思想倾向就非常明确，那就是暴露黑暗、歌颂反抗。这在她的代表作《沦陷前后》里也有深刻体现。”徐光荣介绍，小说《沦陷前后》里，白朗清晰地记录了民族蒙难给她带来的毁灭性记忆：“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这记忆永远不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1931年9月18日。”“故乡，仍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故乡的同胞，被嗜杀无忌的魔鬼生吞活剥了，开膛破肚，奸淫抢掠了！”

　　白朗的创作初期，聚焦于民众的觉醒与反封建，后期在抗日烽火中得到锤炼，愈加刚劲。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徐光荣如此评价——在白朗的创作初期，她充分利用《文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反满抗日的文学作品，直到1934年罗烽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她在组织帮助营救罗烽出狱后，流亡到关内，投奔先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成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并从此在左翼作家联盟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

　　从“河畔”微光到觉醒之路

　　“在鲁迅关爱与帮助下，萧军和萧红这时发表了令文坛瞩目的《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一举成名。白朗也想像萧红那样，在为生活奔波中坚持写作，她决定以罗烽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以及营救他的曲折历程为题材，写一部暂名《狱外记》的长篇小说。”徐光荣在《浴血淬火的灵魂》一书中写道：因为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形势日趋险恶，她和罗烽不得不随抗日救亡的文化大军转移，辗转于武汉、长沙、桂林、贵州等省市，最后到达重庆。一路上，她一直坚持写着《狱外记》，直至后来到达延安时才脱稿，长达32章，其中一、三、四章曾在当时很火的《谷雨》杂志发表，引起抗日救亡文艺战士的关注。

　　徐光荣认为，罗烽被捕是白朗创作的重要转折，这段经历使她的文字“从呼吁个人解放转向呼唤整个民族的解放”。脱离东北沦陷区的直接压迫后，白朗的创作视野从个体觉醒扩展到民族抗争。流亡至上海期间，白朗的创作更趋成熟。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便是明证。小说中，日本宣讲团到村中大谈“王道”，农民贾某表示不满，却被“勒上嚼子，如同牲口一般”，最终被义勇军解救，一同拆毁浮桥上山反抗。徐光荣评价：“这是东北作家中，较早直接描写义勇军武装斗争的作品，无需口号式的呼喊，反抗的力量却能深入读者内心。‘文中的浮桥拆了，就像把鬼子的锁链砸断了’的语句，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在《轮下》《生与死》等作品中，白朗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交织，以细腻笔触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徐光荣特别提及《轮下》中“母亲在雪地里数着孩子的脚印，一步一哭，脚印尽头是鬼子的军靴印”的段落：“不直接使用‘残暴’二字，却让读者不寒而栗——这正是她创作的细腻功力。”徐光荣说。

　　从哈尔滨《文艺》副刊到延安《解放日报》，从反封建的呼号到抗日的战歌，白朗14年的创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东北民众从苦难到觉醒反抗的精神变迁。徐光荣总结：“她的文字中，既有女性的细腻，更有战士的刚毅，既有文学性又有革命性——这在东北女作家群中独树一帜。”

　　从北国烽烟到文坛双生花

　　“白朗与萧红，堪称命运与共的知己，战斗在抗日烽火中的双生花。”鲁迅美术学院影像艺术学院副教授、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程远征如此形容二人的关系。

　　“在哈尔滨时，白朗和萧红就是可以常常促膝交谈的闺中好友，她主编的《文艺》副刊，还为萧红编发了《王阿嫂之死》等许多小说。当时萧红、萧军婚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困窘，白朗以招记者之名，为二萧每月发50元工资，两位初登文坛的女作家相依相帮，成为北方革命进步文坛的两朵新葩。”徐光荣介绍。在哈尔滨“星星剧团”的舞台上，二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徐光荣介绍：“她们共同出演《居住二楼的人》，白朗饰演的律师太太与萧红扮演的老妇人，在舞台上生动展现了阶级压迫的现实。”

　　1933年，萧红陆续发表《看风筝》《小黑狗》等作品，将东北大地的苍凉与民众的挣扎跃然纸上；白朗则同步创作《叛逆的儿子》等短篇，以尖锐视角刻画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二人的文字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北方文坛的“抗日先声”。

　　程远征介绍，在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中，在表现萧红不同阶段的人生故事时，会不时让她的朋友跳出故事情节，对萧红的命运进行口头讲述或者点评，以此串联起萧红短暂动荡的一生，而白朗则是贯穿始终的一位。

　　银幕上的白朗，与现实中在哈尔滨为萧红“以薪代助”、在重庆为她送去棉衣时同步创作《老夫妻》的白朗，共同勾勒出一段“以文为友、以笔为援”的抗日烽火情谊。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后，延安《文学月报》刊发了白朗的《遥祭——纪念知友萧红》一文，编者按语称：“白朗是萧红踏上文学之路的最亲近的女友，又是除萧红之外流亡的唯一东北女作家。”

　　程远征认为，这份情谊超越了个人范畴，“她们是东北作家群中的两朵金花，14年间以文字为镜、以创作为灯，既映照出彼此的文学初心，更共同照亮了东北作家群‘以笔抗日、以文救国’的前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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