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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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亮程的最新长篇小说《长命》近日出版，这是他继《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新作。被作者自称为“天命之作”的这部小说，标志着刘亮程创作生涯的新高峰。《长命》不仅是一个关于村庄的故事，更是对生命本身的长久沉思，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邃探寻。

　　通过《长命》这部最新作品，刘亮程完成了从《一个人的村庄》到诠释一个民族的厚土长命的文学飞跃。《长命》的故事起源于新疆戈壁深处的“碗底泉村”，以主人公郭长命与神婆魏姑的双重视角，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村庄世界。刘亮程探索了“生命并不是短短百年，而是祖先的千年和子孙的万世，这就叫千秋万代中国人的厚土长命”。

　　刘亮程的语言风格在《长命》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保持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诗意与哲思，又增添了更为深沉的历史质感。他的语言像戈壁滩上的风，粗糙中有细腻，简单中蕴深邃。

　　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刘亮程式意象：钟声、风、尘土、长夜、梦境、魂魄。钟声尤其重要，它是一个核心意象：“钟声一响，草里的虫会醒，水里的鱼会动，土里的亲人会睁开眼睛；树影里都是回家的人，树叶细碎的响动是他们的脚步声”。刘亮程的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仿佛古老村庄的呼吸，缓慢而深沉。他写死亡：“死是另一层活”；写生命：“我们站在祖先与子孙之间，被时间延续成长命，上下皆是生命前行的路，这是生命永远的路”。这些语句虽简单却饱含哲理，展现了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小说采用双线叙事结构，通过魏姑的第一人称自言自语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效果。这种叙事方式既保持了故事的神秘感，又让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人物和事件。

　　《长命》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现实与超现实的交融。小说中，人与亡灵共处，生死界限模糊，构建了一个“有天有地、有人有鬼、有生有死”的完整世界。刘亮程打破了现代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到中国民间传统的世界观中。在那里，生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生命的两种不同状态。他说：“生意味着区分万物，而死连接万物，唯有在大千世界的死死生生中，才能理解生命。”

　　刘亮程的创作手法令人想起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又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他的魔幻不是拉美的魔幻，而是中国乡村土生土长的魔幻，源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小说通过家谱、祠堂、钟声等意象，强调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刘亮程认为：“你能记住多少辈祖先的名字，你从前的命就有多长”，死去的人命也由后人延续。

　　《长命》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小说中，现代性表现为村庄搬迁、土黄牛改种西门塔尔牛等。这些虽然带来了经济利益，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刘亮程没有简单地对现代性进行否定，而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其中的复杂性。构建了一个“厚重而混沌、温暖而完整，我们曾共同拥有的生活图景”。这部小说帮助我们重新忆认民族的精神原乡。

　　在文学史上，《长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从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刘亮程汲取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营养，创造出了瑰丽的中国文学世界。

　　“我跟中国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是，我有一个地窝子里的童年。”刘亮程坦言。《长命》与刘亮程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融合了他60年的人生体验。他从出生到12岁，一直伴着恐惧长大——夜深人静时虫子打洞、树根钻土的声音，还有地下不远处坟地里的动静，深深植入了他的生命感知。小说中的许多元素都来自刘亮程的生活经历：与作者同年出生的主人公郭长命、行医的父亲、手抄家谱、童年的玛纳斯河。甚至小说中的返乡之路，也是刘亮程在40年后亲身踏上的祭祖之路。刘亮程曾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吞下了“贫困、恐惧、孤独”，而在《长命》中，那个8岁孩子眼中的惊惧与悲伤又重现了。他坦言：“到了60岁，那些疼痛还在，从未真正消失。”这种个人疼痛与民族记忆的交织，使《长命》具有了特别的情感深度。

　　《长命》是刘亮程60岁时完成的“天命之书”，它只有在作者到了这个年龄才能写成。正如刘亮程所说：“我的每部小说的题材似乎都有一种宿命感，必然会在某个年龄遇到它。”这部小说像一场等待了十年的雨，终于在天命之年降落在中国文学的土地上。《长命》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文学成就，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到传统文化根脉的可能性。

　　钟声里，有祖先的智慧，有民族的记忆。《长命》里承载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

责编：李莹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