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庆山，地处古雍州新丰县，今陕西省临潼县，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山。作为山体，在唐武则天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未见记载。直到垂拱二年秋季，一场暴雨雷震之后，在新丰县东南露台乡，有山体从地下涌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旧唐书·五行志》）武则天认为是祯祥之兆，命名为庆山，新丰县改称庆山县，按照皇家寺院规制建造庆山寺，与法门寺并盛一时，故有“东庆山、西法门”之说。神龙元年武周终结，李唐恢复国号，唐中宗复位，庆山县的名称改回新丰县。开元年间唐玄宗重修庆山寺，建有地宫。天宝七载新丰县并入会昌县，更名为昭应县，缘于唐太宗昭陵屡有征应。会昌年间唐武宗大规模灭佛，毁掉许多寺庙，遣散和尚，庆山寺也未能幸免。但开元年间修建的庆山寺地宫未被发现，得以避过灾难。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敕令在东京城建成皇家道观“玉清昭应宫”，翌年为了回避“昭应”二字，将昭应县改称临潼县，因城东有临河、西有潼河而得名。

　　正是这样一座名山，虽然在历史典籍中记载丰富，但在现实中它更像是一个虚幻的传说，追踪故地，渺不可寻。直到1985年5月，临潼县新丰镇姜源村村民在村边一块台地上挖土烧砖，入地五六米深处挖出一座“古墓”，后来确认为一处寺庙的地宫，距秦始皇兵马俑坑约4公里。它是哪座寺庙呢？最初地宫中未见文物证据，很难辨认建造年代。后来许多文物陆续找回，确定地宫为唐代所建。直到某天，有村民送来一块石碑，碑首刻着“大唐开元庆山之寺”，碑首右侧刻着《上方舍利塔记》，碑文有500多字，最终确认它是庆山寺的地宫，唐武宗灭佛毁寺时的幸存之物。

　　再说“庆山涌出”之事，前文已经提到《旧唐书·五行志》的描述，《新唐书·五行志》的内容与其大致相同，只是山涌的时间、地点更为明确，记为“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丰县露台乡”，池水由“池周三顷”写为“池周三百亩”，山高由“二百尺”写为“二十丈”。《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丰县，改新丰为庆山，赦囚，给复一年，赐酺三日。”两唐书《地理志》均记载垂拱二年新丰县改称庆山县，及神龙元年恢复故名，但均未提到山涌及新丰县改名的原因。《新唐书·后妃传上》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有记：“新丰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为美祥，赦其县，更名庆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赘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山变为灾，非庆也。’太后怒，投岭外。”

　　《资治通鉴·唐纪》相关文字与两《唐书》大同。再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昭应县》写道：“县即汉新丰县之地。垂拱二年以新丰县东南三十里有山涌出，因改称庆山县。神龙元年复为新丰县。天宝初，玄宗每岁十月幸温汤，岁尽而归，以县去汤泉稍远，四年析新丰置会昌县。后以太宗昭陵之故，数有征应事，宰臣称贺；至七载十二月改为昭应。”再如宋·程大昌《雍録·温泉》亦如《太平寰宇记》，记有唐玄宗“每岁十月幸温泉”的旧事。又在《雍録·县郡》列有新丰县，文中注道：“唐为庆山，又为昭应，本朝为临潼。”又在《雍録·兴庆池》记有程大昌质疑“庆山涌出”真实性的评论，以及唐名臣魏征之子魏叔璘被害的故事。（见后文其二）再如宋·宋敏求《长安志·临潼》记有“庆山涌出”的故事，又记述新丰县域变化的过程，讲得非常详细。《长安志·庆山》写道：“在县东三十五里，唐垂拱二年涌出。”再如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山》记有“庆山涌出”的故事，内容与《长安志》相同。

　　那么，武则天为何对“庆山涌出”之事如此重视呢？事件本身是否有作伪之嫌？对此本文略述如下。

　　其一，武则天重视山涌之事，只是她建立“神皇授命”舆论的一个步骤。何谓神授呢？比如《宝雨经》写道：“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当彼之时，于此伽耶山北亦有山现。”有言此段乃唐代僧人篡入，无论如何，你看其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是否与“庆山涌出”非常契合？至于武则天时作伪之事，史书中记载很多。比如《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即写道：“（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又见《旧唐书·薛怀义传》写道：“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今人认为《旧唐书》这些记载未必准确，篡改佛经本义的文字，只是在《大云经疏》中。但在《大云经》颁布天下的第二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正式称帝。

　　其二，“庆山涌出”之事发生后，即有俞文俊质疑此事非祯祥，实为凶兆。如《旧唐书·忠义传上》写道：“时又有俞文俊、王求礼，亦以直言见称。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则天载初年，新丰因风雷山移，乃改县名为庆山，四方毕贺。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知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殃祸至矣！’则天大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还有一位受害者是魏叔璘，他是魏征次子，《旧唐书·魏征传》记载：“叔璘礼部侍郎，则天时为酷吏所杀。”《新唐书·魏征传》记载：“武后时，为酷吏所杀。”实为私议“涌山”之事被人举报，惨遭杀害。《两京道里记》写道：“庆山涌出，初时六七尺，渐至三百余尺。居守以闻，百寮毕贺。给事中魏叔璘窃戏曰：‘此平地生骨堆耳，何足可庆？’或以上闻，坐赐死。识者谓叔璘窃语是被戮，故祸不及家，止身而已。”

　　其三，宋·程大昌认为，“庆山涌出”之事，实为武则天作伪，唐代此类事情不少。《雍録·兴庆池》写道：“唐事诞妄，固有类此者，武后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其说曰，后时尝因雷雨涌出一山，故取以为名也。而其何以辄涌也者，不言其以也，此即在位小人共加传会也。至《两京道里志》则言其详矣，曰：‘庆山涌出，初时六七尺，渐高至三百尺。’则非一日骤为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日垒增至三百尺，是积力为之，非一夜雷雨顿能突兀如许也。此为人力所成，大不难见也。其时有给事中魏叔璘者窃为戏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闻赐叔璘死。夫近臣窃议，尚且见杀，则役人施工者，安敢诵言其以乎？以国力之盛，为人所不敢窃议之役，则虽一夜穿井至深百尺，尚其可能，则平地垒土为山及二十丈，岂其难耶？《南部新书》曰：‘天后时有献三足鸡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鸡之多足，即山之涌出者也，书其事者皆唐臣，安敢明证其伪也？此古今符瑞之凡也。”

　　其四，最后补记几件相关的故事：一是新丰县改为昭应县的原因，前文谈到，《太平寰宇记·昭应县》记有“后以太宗昭陵之故，数有征应事，宰臣称贺；至七载十二月改为昭应。”唐太宗昭陵的传奇故事很多，如《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至德二载，昭陵石马汗出。昔周武帝之克晋州也，齐有石像，汗流湿地，此其类也。”又如《佩文韵府·石马汗》记载：“潼关之战，禄山将崔乾祐领白旗军左右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潜谓是贼，不敢逼之。须臾，见与乾祐斗，黄旗军不胜，退而又战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后昭陵（注：唐太宗陵墓）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唐·杜甫《行次昭陵》诗云：“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二是俞文俊直言顶撞武则天，被流放到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关于“六道使”，《资治通鉴·唐纪》有记：“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入，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三是1985年5月庆山寺地宫文物出土，而在两年之后即1987年4月，另一座名寺法门寺地宫也被发现。两座唐代名寺地宫，竟然在千年后先后被发现，确实让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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